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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2019-06-27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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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自汤立国至纣亡国,经历了约500多年,其疆土空前广大。“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邦畿千里……肇域彼四海。”(《诗经·商颂·玄鸟》)讲的就是辽阔的商代疆土及其影响。特别在盘庚迁殷后,经过武丁的经营,商代的疆土达到鼎盛。如此广大的地域能被有效地置于商王朝的控制之下,势必有一套存在于商代政治地理架构之下的管理体系,该体系应当用一系列地名来记录和表述。有些地名也应该或必然在记录商王朝占卜活动的甲骨文中有所体现。现存甲骨文中的地名及地理资料是解析所谓“殷土芒芒”的第一手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点面结合地复原“殷土”的实际情况。因此,研究甲骨文地名是探究商代地理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内外关于殷墟甲骨文地名的研究,开展较早,成果也较多。从单篇的考证文章到专著多有所见。具体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甲骨文地名的确定、识字、分类和地望考证等方面。过去多是依据传统的“五期分法”来确定甲骨文地名的时代,只简单归定期别,较少结合“两系说”进行更细程度的分类断代讨论。较少关注“王卜辞”与“非王卜辞”所见地名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因而认为甲骨文地名至少在商代是恒定不变的。实际上,甲骨文地名、特别是人文类地名也是有变动性的,如地名所在地空间的变动和地名名称的改易。更细程度的分类断代可以帮助我们发现这种变动。此外还可依据环境变迁、政治地理架构、战争征伐等因素和地名学的方法来探讨当时先民居住地的变化,从而发现因人类活动地域的改变引发的地名变化。因此,如能在充分使用前人各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借助甲骨文本身正确的分类断代和环境变迁研究的有关成果,不失为殷墟甲骨文地名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 有关甲骨文的分类与断代,目前学术界有1933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创立的“五期说”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步确立的“两系说”并存。鉴于此前研究多是在“五期说”下展开的,所以可以尝试在两系说的分类断代体系下,来整理和研究殷墟甲骨文地名。所谓两系,就是说殷墟甲骨的发展不是一个系统的,而是可以划分为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小屯村北;另一个系统是小屯村中南。两个系统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明显的区别,在出土地点、甲骨质料、修治方法、钻凿形态、卜辞格式及文字风格上都有差异。“村北系”起于“组”,然后发展到“宾组”-“出组”-“何组”-“黄组”;“村中南系”亦起于“组”,再经“历组”发展到“无名组”。在“五期说”系统中,有关甲骨文的各类问题,都被置于一个系统中讨论。这样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就和将它们置于“两系说”中所得出的结论会有一些不同。因为时间层面上的前后分期体系和空间断面上的组类体系本身包含着不同的时空背景,时空背景发生变化了,研究的对象和结论就会相应变化。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探讨甲骨文地名将会有不一样的认识。按以前的研究,有一些可作地名的方国在武丁时代被征服,经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后再反叛,在第四期的武乙文丁时期又征伐这些方国,有时征伐或延至第五期。如果按照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研究将诸如组、子组、午组和历组卜辞的时代相应提前,则这些方国叛服的先后关系会有所变化。例如可作为地名的“危方”,见于传统五期说的一、三、四、五等期,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一期时“危方”与商为敌,商王曾派人征伐,三期归附,以伯爵赐封,第四期又反叛,五期仍然与商为敌(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219-221页)。如果以两系说来看,第四期记载危方反叛的卜辞被提前至一期或二期后,所谓第四期又反叛实际上还是第一期或二期时的敌对状态,并不是又一次反叛。这种反叛归顺的关系会影响判断族群的迁徙和地名的改易。可见正确的时代定位,对于确定甲骨文地名的地望很有帮助。 地名不仅反映人文要素,同时也与自然环境及气候变迁不无关系。甲骨文地名也与地貌类型、地貌部位、海拔高度、植被状况、水文特征以及气候变迁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甲骨文地名的取字、取义,有一部分是和自然地貌环境有密切联系的。因此可以根据部分甲骨地名的这一特性,借鉴商代气候环境的研究成果,结合现今的地貌状况、气候环境详加对比和分析。当然这一工作是在确定现今地貌和商代自然地貌在大的面貌上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比如山河的展布形势、不同类型地貌的分布与格局、水文特征的总体大势等。这类地名如洹泉(《合集》34165)、小山(《合集》30393)、丘奠(《合集》39683)、兹丘(《合集》30272)、唐麓等。 气候的变迁往往表现为气候带在纬度方向的南北移动。对位于北半球的商王朝而言,当气候变得暖湿时,气候带整体北上,当气候转为干冷时,气候带整体南移。气候带的南北移动改变着这一地区温度、湿度和植被的变化,这些环境要素的变化又进一步影响着人类的各项活动。据竺可桢、张丕远、葛全胜等学者的研究,夏代至早商(4.0~3.5kaBP)中国气候还是全新世大暖期的延续,中商(3.5~3.3kaBP)出现了相对的寒冷时段,而到了殷墟晚商时期(3.3~3.1kaBP)气候又相对温暖,称为殷墟暖期,商末周初(3.1~3.0kaBP)中国气候发生突变,从此中原地区再未出现过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环境。依据这个气候冷暖变迁的轨迹,可以判断由于人类活动和居住环境的变化引起的地名变迁。 当晚商气候发生变化时,特别是两种气候带的交界地区,如温带与热带交界带,草原植被与农耕植被之间,可能会有较多的人群迁徙,这种迁徙会导致甲骨文地名的变化。例如甲骨文地名“戉”,见于传统五期断代的一、三、五期,日本甲骨学者岛邦男认为在山西省西北方,台湾甲骨学者钟柏生以为在山西南部。结合气候变迁的因素来看,很可能是温暖湿润的第一期武丁拓展疆土时北伐至今山西北部的戉方,并败之,或迁其民的一部分南下安置于山西南部,原地仍然有戉方人。到了第五期商末气候变得干冷后,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带附近的戉族南下寻求适宜的生活环境,或是受到更为偏北的土方等族南下的压迫,与殷王朝再次发生冲突,战争的胜败都有可能导致北方的戉族人再次南下。这实际上是在气候变迁和征伐战争的双重影响下,戉方的地名发生了地理上的变迁。 在综合文献比勘、干支系联、同版和异版系联、人物及事类系联等方法,参考其他古文字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两系说”的分类断代和环境变迁因素来展开甲骨文地名研究,不仅是方法上的新尝试,而且可结合“王卜辞”与“非王卜辞”地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探索晚商时期的政治地理架构和由此反映出来的家族形态与社会结构等问题。而地名本身在产生、发展、演变方面的特性也使得这种研究可从地理上检验两系说,有分类断代的意义。 甲骨文地名是中国独有的古老地名之一、是中国地名的根源,甲骨文地名研究对于探讨地名学源流至关重要,还可以使中国传统的古地名文化得以延续。甲骨文是安阳殷墟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甲骨文地名研究可丰富殷墟世界遗产深邃的文化底蕴。李学勤先生曾把甲骨地理研究作为未来“甲骨学的七个课题”之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出来的“芒芒殷土”可为甲骨文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地理上的参照系统,可为商代晚期中国文化地理格局、政治地理架构、民族融合、环境变迁等提供借鉴。(作者马保春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11月04日14版)

内容摘要: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尹钧科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地名研究》(项目批准号为03BZS00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孙冬虎。

关键词:

《北京地名研究》在包含了以往传统的研究内容 之外,根据国内外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地名学理论,综合运用多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手段,进行了关于区域地名发展过程、命名依据、时代变迁、地理分布等问题的探索,多角度透视了地名发生发展的基本过程和一般规律。

作者简介:

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来说,20世纪是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尽管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但它出现并形成一门现代的学科却是在这个世纪里。从这一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就是它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

阐释北京地名发展的历史过程。依据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成果,依次梳理北京地名在先秦、秦汉、魏晋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元、明、清以至现代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考订今北京市辖区内大量历史地名的出现年代、文献记载、历史变迁、所指地点等疑难问题,阐释区域地名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 学科发展概述

详细讨论北京地名的命名。区分北京地名的专名及通名的命名类型,讨论命名的系列化、雅化、简化、演化现象以及地名的别名雅号问题。

  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托名大禹,实际上产生于战国后期,但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注意和记录在更早的著作中已可找到例证。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著作,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1],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至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世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的。

系统追溯北京地名的演变。历史上的各类地名,都经历了比较复杂的数量增减、名称延续与更替的过程。村落、胡同、山河、湖泉等类地名较强的相对稳定性与区域地名总体数量的增加,是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突出特征;政区、城坊、宫殿等类名称的变化,更多地表现了社会人文因素对地名演变的作用。改朝换代、帝王好恶、文人记载的是否完备、官称与民称的差异及其并存,是引起北京地名演变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舆地之学(沿革地理)。到清代,沿革地理学的成就达到了高峰,是乾嘉学派学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归纳北京地名的语义特点。从地名语词与地域特征密切相关的角度,归纳了北京地名具有“大气”、“皇气”、“官气”、“民气”、“文气”、“武气”、“雅气”、“古气”等若干特点。林林总总的北京地名,展现了独具特色的国都气象,在命名用词的选择上,既显示了一国之都的气派、帝王将相的尊贵、官员府邸的众多,又折射出民生状态的多样、文化积淀的深厚、军事地位的重要、文人雅士的聚集、区域历史的悠久。

  毫无疑问,沿革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发轫于1900余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并可以追溯更长的历史;但是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政区和疆域、地名、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求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没有形成一门学科,所以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揭示北京地名的分布规律。运用地理学和地图学的方法,讨论北京老城区与周边郊区、外围山区的地名数量、密度,分析各区县之间的差异,初步总结地名分布的基本规律。北京地名的分布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圈层或环状结构——老城区地名大多以胡同、街、巷、路等为通名,体现城市特色;环绕它们的一圈地名以“门”为通名,显示旧时城门的所在与分布格局;由此向外,普遍存在着以“村”、“庄”等为通名的聚落名称,代表着命名初期的农村环境;最外围尤其是北、西、西南三面,则是以山、峰、坡、峪等为通名,表现山区特征的地名。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在中国,这是在20世纪初叶才具备的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 “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1901~1904年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中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2]。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半月刊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由此后《禹贡》半月刊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的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透视北京的典型地名群。北京地区以营、屯、垡、监、园、口、坟、寺、旗为通名的地名群,以及用山西地名、文雅语词为特征的地名群,其形成背景与历史上北京地区的社会发展、环境变迁密切关联。这十几个颇具典型意义的地名群,为认识北京的历史地理过程开启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3][4]。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教研室、研究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了。

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讨论,自20年代即已开始,一直延续到90年代。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5]。谭其骧、史念海对此均表示赞同。谭其骧认为它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但同时又多次强调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不仅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利用成果,同时又能从历史文献中汲取丰富的、无法替代的泉源[6]。史念海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7]。此外,黄盛璋提出历史地理学是介于历史与地理两门学科之间的边缘学科、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尹国蔚以为它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8]。

进行了区域地名综合研究的新尝试,有助于丰富地名学的理论与方法。根据国内外正在发展着的地名学理论,选择了一个典型意义非常突出的区域,在国内率先进行了区域地名的综合研究,对于区域地名研究的内容、方法、思路等重要理论问题,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不仅为当前从事北京地名或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项可资借鉴的具体成果,而且有利于拓宽当代中国地名学的研究领域、丰富区域地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历史地理学界多数人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义的;但我们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和社会三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获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地理学或历史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能是一门二级学科。学位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学科划分,实际上也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历史地理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大多是从历史学中衍生和发展而来,而从属于地理学的机构和人员相对较少。所以,促使这种划分作出改变的根本性措施还是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本身的发展。

为加强当代北京地名管理、保护北京历史地名、发展北京地域文化,提供了正确的学术支持。该研究从大量古今地名的实际出发,把北京地名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为当前加强北京地名管理、保护北京历史地名、发展北京地域文化,提供了符合客观要求的理论指导,有益于增强相关部门的决策科学化水平。

  历史地理的研究阶段是历史时期,其上限应该是文字的出现。在完全没有文字记载(包括间接的)的条件下,对地理现象的研究只能运用考古学或古地理学的方法。谭其骧生前一直认为,历史一般是从有文字记载开始的,所以才有所谓“史前时期”。讲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讲历史就只能是文字产生之后,所以他不赞成将历史地理研究提前到全新世,也不赞成将历史地理学与古地理学混淆起来。历史地理研究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但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故有学者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9]。

专家点评:

  改革开放后的22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长足进步和发展的时期。由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编辑的大型丛刊《历史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自1980年起出版)出版了十六辑,以其学术水准引起了国内外广泛重视,进入世界上主要学术图书馆的收藏;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创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是本学科唯一定期的学术刊物(季刊),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57期。在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协调下,已召开了十多次全国性和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复旦大学、陕西师大、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单位培养的数十位博士和更多的硕士已成为各研究机构的中坚力量和分支学科的带头人,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他们的数量已经超过了原有的研究人员。

这项成果在研究内容上运用国内外现代地名学理论进行探索,在研究方法上形成了多学科密切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为当前的地名管理和应用及历史地名的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根据地名之间在命名和分布方面的关联度,综合考虑区域地名问题,提高了该研究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

  对学科理论的探索已经不限于学科整体,九十年代已深入各个分支,如对历史政治地理[10]、历史城市地理[11]、历史农业地理[12]、历史民族地理[13]、历史社会地理[14]、历史医学地理[15]、历史文化地理[16]、历史科技地理[17]、绿洲学[18]、历史地图编制理论等[19],都有论著问世,为各相关的分支的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基础。

  综合性的学科成果体现在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为代表的历史地图研制(详见下述)。

  其次是历史地名工具书的编撰。30年代臧励龢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曾经是检索历史地名的最重要的工具书,流行数十年,但也越来越适应不了实际的需要。谭其骧、章巽等主编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分别于1982年、1988年出版,并一再重印;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1996年出版)在《辞海》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改进和增补。由于这三种工具书中地名的定点都以《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过程中积累的研究成果为主要根据,质量可靠,是目前权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分省的历史地名工具书则有浙江、广东、湖南三种[20]。即将出版的史为乐主编《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在收录地名的数量和释文质量方面都将有巨大进步。

  第三是历史地理通论性著作,目前至少已出版11种[21]。作者中的史念海毕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成果涉及各个领域,他的著作以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主;邹逸麟、马正林积数十年经验,在重要的分支都有建树,其著作成一家之言,陈代光、施和金也不乏个人的创见。其他作者从事专业研究的时间和领域都很有限,有的刚入门,他们的书一般都是以编选概述已有研究成果为主,质量良莠不一,个别作者选择不当,或对成果的出处和资料来源没有作必要的说明。以中国历史地理学涉及领域之广、时间和空间跨度之大而言,即使个人穷毕生之力,也难以写出一部在各方面都有创见、都达到高质量的概论。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22]和邹逸麟主编的《中国人文地理·历史人文地理》[23],由各个分支的专家分别撰写,集众人之长,是当时学术成果的总结,反映了国内的最高学术水准,更具权威性。区域性的综合性研究成果至少已有5种专著问世,涉及黄淮海平原、河西走廊、荆楚地区、东北地区、苏北地区[24]。

  跨19、20世纪的学者如王国维、杨守敬等都不乏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杨守敬(1839-1915年),称得上是乾嘉以降沿革地理成就的集大成者,但毕竟没有能发展成历史地理这门新的学科。而自称“只开风气不为师”的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年)虽然不以历史地理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却以其开创历史地理研究之风的杰出贡献而被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之祖。在他的教导和影响下,他的三位学生谭其骧(1911-1992年)、侯仁之(1911——)和史念海(1912-2001年)都成为这门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三个研究中心。谭其骧、侯仁之都在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标志着他们的杰出成就和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获得了中国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公认。

  二、 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人文地理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在我国为虽然一直没有形成,直到近代才从西方引进,但对人地关系的论述和研究却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历史。先秦哲人已经对人地关系有所论述,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附录的《域分》、《风俗》中已经注意到了不同地理条件下的人文现象,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25]称得上16世纪的人文地理著作。20世纪以来,人文地理学已开始在中国传播,但在50年代后却被列为资产阶级的学说而被禁止,并完全仿照苏联在自然地理外只设经济地理一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当代人文地理受此厄运,历史人文地理便只能胎死腹中,只有其中的经济部分得以幸存。建国后30年间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产业分布和地区开发等方面,其中以侯仁之对北京城、史念海对关中及黄河流域的产业的研究成就最为显著。但在那时经济地理本身受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本身的过分干预,历史经济地理也难幸免。而且就大多数研究历史时期经济状况的论著而言,基本上还都是经济史实本身的考证和复原。

  改革开放使人文地理在中国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历史人文地理也得到蓬勃发展,在短期间内取得了丰硕成果。在20世纪末最后的十多年间,开辟了一个个新的分支如历史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城市地理、聚落地理、语言地理、社会地理、民族地理等,不断有新的论著问世;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也扩大了范围,加强了定量分析,运用了新的方法。

  1990年,当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时,谭其骧就指出: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需要并可能研究的方面与门类颇为广泛,比外国要丰富得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中国所特有的,因此他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26]。

  这是因为,首先,历史自然地理现象有相当一部分今天还有遗迹存在,可以用实地考察的方法或新的技术手段加以复原,而历史人文现象绝大多数是无法用实地考察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只能通过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订来再现。在这方面,中国拥有堪称世界第一的最丰富的文献资料,可谓得天独厚。历史人文地理的资料准备阶段主要是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我们也有足够的经验。丰富的资料加上严密的考证,再结合现代化的研究手段,是高质量成果的可靠保证。

  其次,与自然现象相比,人文地理现象的变化要快得多。例如我们可以找到不少几百年、几千年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的自然景观,却很难找到历久不变的人文景观。如果说自然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适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适用时间要短得多,因为现状很快会成为历史,处于一个大转变时期的中国更是如此。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以往,所以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对象比自然地理要多得多,也复杂得多。

  最后,人文地理现象也有很大的延续性和继承性,所以了解或研究今天中国的人文地理现象绝对离不开对昨天的人文现象的了解或研究;而且由于人文地理的研究离不开人类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比自然界复杂,个性多于共性,因而很难找到普遍适用的模式或方法。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需要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其他学科或其他国家的成果所无法取代的。

  以下就各分支的具体成果,作一简单概括:

  历代疆域、政区研究和地名考证

  这些方面是传统的沿革地理的主体,自乾嘉以来从未间断,最易得到史学界的重视和运用。虽然并不一定需要新的方法,主要只能依靠文献资料,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考察是弥补资料不足、判断记载是否正确的重要步骤,对于边疆和偏远地区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在以往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地区,一般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而在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缺乏从事记载和研究的人才;交通的困难又使中原学者视为畏途,即使在太平盛世也鲜有人至。故对边远地区的记载要么完全付诸阙如,要么仅仅根据道听途说加上主观臆断或附会前人陈说率尔立论。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边远地区文化有了较大进步,进行实地考察也不再有什么大的障碍。80年代陆续进行的全国地名普查和各地新方志的修纂对政区沿革、山川变迁的研究提出了普遍的要求,也为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这些工作往往还未摆脱“群众运动”的遗风,质量不尽如人意,但动员人员之多、涉及范围之广是专业队伍根本无法企及的;而且以当地人研究当地,便于实地考察,容易发现历史记载的不实部分,只要方法得当,实事求是,完全可能取得空前丰硕的成果。

  相关学科的研究结果也给历史地理学者以巨大的帮助,其中考古学的作用最大。20世纪间对一系列古城、聚落、宫殿、寺庙、仓库、墓葬、长城、运河、道路、堤坝、烽燧等遗址的发掘和整理,使历史地理学者找到了一大批可靠的地理坐标,有的证实了史料的正确性,有的纠正了史料的错误,有的改变的后人的误解。有了这些坐标,还可以对相关的其他地点的确切位置作出合理的调整和推断,如鲜卑石室嘎仙洞的发现[27]、唐代含嘉仓的发掘等。另外,考古所发现的珍贵的文字或符号资料如地图、简牍、文书、碑刻、铭文、书籍等,也是相当重要的。例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2100多年前的古地图,就给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的政区、地名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对原来没有或很少历史记载的地区来说,考古发现就更为可贵。这是历史地理研究取得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迄今为止对考古成果的利用率还不是很高,这固然与历史地理学者重视不够有关,但一些考古成果长期不能正式发表则是主要原因。

  历史政区研究方面,70年代及其以前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1980年出版的王仲荦《北周地理志》,承乾嘉余绪而补《周书》无地理志之不足。1987年出版的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解决了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历史政区研究的一大突破,用“超迈乾嘉”来形容并非过誉。以后,相继有研究东汉、明代政区的专著问世[28]。牛平汉等编著了明、清两代政区沿革综表[29],而以《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为名的书至少有两部[30],分省历史政区沿革的著作则有湖北、安徽、山西、广西、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多部[31]。

  在这一活跃领域里,发表的大量论文涉及到郡县制[32]、侨州郡县制[33]、路制[34]、府制[35]、行省制[36]的许多方面和行政区划划分原则[37]、州县等第变迁[38]、当代政区改革[39]等内容,其中有些是热点问题,有些具有突破性进展。前者如关于秦郡的考证,乾嘉以来无虑数十家。《汉书·地理志》原有秦三十六郡,但清人已发现内有后置者,王国维《秦郡考》[40]指出南海、桂林、象郡、九原四个后置之郡不在三十六郡之内,遂据《史记》纪传益以陶、河间、闽中、黔中四郡;谭其骧《秦郡新考》[41]则认为应补入陈、广阳、闽中、黔中四郡,并指出秦郡不必拘泥于某一数目,因为秦统一后对郡的建制有所增补。关于秦代有无九原郡、是否置有鄣郡,学术界也有争论[42]。后者见于《周振鹤自选集》[43]尤多,其《县制起源三阶段说》[44]将春秋战国县制起源划分为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三个阶段,“由县鄙得县之名,由县邑得县之形,由县的长官不世袭而得县之实,这或者可以看成是县制成立的三部曲”。又如,胡阿祥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六朝政区增置滥置、南朝内地的少数民族政区等问题都做了穷尽式的研究[45],从而使以前的同类成果相形见绌。

  关于中国疆域的概念,直到二十世纪50年代还非常模糊,往往将中国与中原王朝等量齐观,因而关于疆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切。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者首先遇到了疆域问题上的一连串难题。主编谭其骧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经过反复琢磨,直到晚年才发表了他的论文《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46]。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因而中国与中原王朝是两个不同概念:凡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任何一员在历史上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她所管辖和活动的范围,都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土;中原王朝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历史上除了清朝以外,没有一个政权曾经包括过所有中国的领土。这个观点,现在成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理论。在学术成果上,既推出了具有规模效应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又出版了一些零散但很有深度的学术专著。论地域,这些成果覆盖了西北、内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填补了不少空白;论民族,匈奴、鲜卑、乌孙、突厥、回鹘、吐蕃、渤海、南诏、契丹、西夏、大理、女真、蒙古、维吾尔、满、高山等族历史时期的疆域政区、活动范围或主要地名,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了解,有的已经能画出比较精确的地图;论时代,涉及了夏、商直至明清各朝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分裂朝代也不例外,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甚至像南越国边界、河曲十六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这样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也有专门的论著问世[47]。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成就远非客观条件所能提供的极限。专业研究人员太少,其中受过良好的历史地理训练又通晓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人更少,对少数民族文字资料和国外研究成果的利用还很不充分,所以已有的成果还必须不断充实和修正。

  不过这还不是历史疆域研究的主要困难。关心这一领域的人们一定已经注意到,尽管汉文史料十分丰富,但对中原王朝及整个中国疆域的研究却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进展;尽管近代的史料和档案更加丰富,但对清代疆域的研究却往往只是对旧说的注释,甚至是在维持自相矛盾的陈说;尽管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能够与学术界公开见面的却并不多。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边疆多事之秋,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国际形势下,历史疆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但从50年代以后,继续混淆历史和现实、学术同政治的界限,将历史疆域的研究同现实政治和外交政策等同起来并列为禁区,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分支的进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些现象已有很大改变,但尚未完全消除,以至学者视为畏途,某些方面后继乏人。只有将这一领域的禁区彻底开放,实行真正的学术自由,才能吸引优秀的青年学者,产生高水平的成果,才可能给政府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

  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考证众多的研究成果,使包括专业人员在内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两种错觉:

  一是认为沿革地理发展了那么多年,现在又有那么多人在从事研究,该研究的课题都有人搞了,今后不会再有大的成就。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对前人和已有成果的盲目崇拜,对历史资料的盲目信从。实际上,行政区划和地名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个朝代中的某一年代无论是多么有代表性,也不能等同于整个朝代的不同阶段。迄今为止的记载和研究大多只限于某些年代,而其中又有不少错误,当代人的记载也在所难免。明清方志中的沿革部分大多互相抄袭,陈陈相因,讹误百出。不了解这些情况,一味迷信成说,不作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只能增加新的错误。前人的工作远没有做完,何况还有大量课题无人问津!

  一是认为既然沿革地理是传统的旧学,历史地理学才是发展方向,再研究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就缺乏意义。实际上,虽然沿革地理不等于历史地理,却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它的其他分支的基础。就像我们从事当代地理学的研究离不开一张精确的普通地图一样,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历史地理分支学科的研究离不开一张精确的当时的普通地图;而不掌握当时的政区和地名,这张地图是绝对画不出来的。而且中国20世纪以前的全部地理资料几乎没有以经纬度式的地理坐标来表示地点、方位的,都是以具体的政区和地名来作描述的,不准确决定这些地名的地理坐标,这些资料就毫无空间概念可言。我们经常发现一些用最新的理论和设备研究出来的结果,由于一开始就误解了原始资料的含义和其中的地名的正确范围或位置,因而成了无效劳动。

  即使是政区和地名的研究也可以并且应该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对疆域政区和地名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它们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即复原它们存在的时间及所代表的地理坐标和范围,还应探求它们变化的原因,找出规律。从学科的结构与分类来看,传统的沿革地理的主体部分——历史疆域政区和地名考证——应该发展成为历史政治地理。但到二十世纪末,这一新的分支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只能沿用传统的分类。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因而有关历史农业地理的史料极其丰富,在前人的论著中也多有涉及。但在70年代前的论著中,描述性的笼统叙述占了绝大多数,近20年来才有较快进展,史念海《河山集》(1—5集)内许多论文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开编,史念海承担了其中的农业图组的编稿。与在地图上全面显示中国历代农业区域的范围和各种农产品的分布的要求相比,当时已有论著根本无法满足。为了迅速填补这些空白,他提出“历史农业地理”的概念,呼吁开展历史农业地理的基础研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在他的指导下,迄今为止共有14位硕士、16位博士以历史农业地理为学位论文选题,对历史上中国各省区农业地理综合特征进行研究,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内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作不断问世,使历史农业地理成为一门显学。

  迄今为止已出版的断代农业地理专著三部[48]、分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十部,作者都出于史念海门下,基本都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其中韩茂莉所著《宋代农业地理》探讨了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和黄河中下游、东南、荆湖、西南、岭南五大区域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是第一部断代农业地理专著,具有开创意义。吴宏岐著《元代农业地理》是这方面另一部专著。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49]是第一部区域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填补了不少空白,也具有开创意义。资深专家们曾经预言:若各地学者均能像郭著那样以本省为范围作通贯古今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则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当指日可待了[50]。可喜的是,此后又出版了王社教、李心纯、陈国生、龚胜生、周宏伟、耿占军、萧正洪、马雪芹、李令福分别关于明代苏皖浙赣、山西河北、云贵川、清代两湖、两广、陕西、西部地区、河南、山东等省和地区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专著[51],覆盖范围超过了大半个中国。

  这一领域发表的论文有上百篇,有宏观综合的考察、有断代农业区域的综合研究,有对单一作物地理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其中史念海对黄河流域[52]、赵永复对河西走廊[53]、杜瑜对甘宁黄土高原[54]、司徒尚纪对广东[55]等地的农业地理研究,均是以地区为单元的探索;邹逸麟对蚕桑业[56]、钮仲勋与黄盛璋对矿冶业[57]、赵松乔对种植业[58]、李为对造纸业[59]等产业的历史地理探讨则属部门地理研究;而华林甫对唐代粟麦稻[60]、韩茂莉对宋代麦桑麻[61]、曹树基对清代玉米番薯[62]等作物进行断代的历史地理研究,均较以往对农作物的笼统研究向前迈进了一步,呈现出一番繁荣的景象。

  历史农业地理的不足也是明显的。在客观上,有关史料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空白,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阶段或所有的区域都可以找到足够的原始资料,甚至连间接的、起码的史料也没有。另外,有关要素如农产品的产量、赋税额度、人口数量、气候变化、灾害程度等缺乏可信的数据,多数情况下只有一般性的描述。就主观而言,如何科学地界定史料中记载的作物品种、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如何准确地划分各类农业区域,而不满足于直接根据史料确定某一地点的具体情况,都是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广义的农业(大农业),应该包括牧、副、渔、林、果、药、杂等,历史农业地理自然应该覆盖这些方面,但已有的论著还较少涉及,或者完全没有。历史产业地理也不应限于农业,还应该有商业、手工业、服务业等,所以我们有理由期待真正完整的历史产业地理。

  3、历史人口地理研究

  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早已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并有不少论著问世。但直到70年代,从地理角度加以研究的论著极少,至多只是稍有涉及,因而还谈不上是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成果。

  30年代,胡焕庸、竺可桢、翁文灏等先后发表人口地理研究的论文,其中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63]及其所附的《中国人口分布地图》是公认的开创之作。劳干于1935年发表了《两汉户籍与地理之关系》和《两汉郡国面积之估计及口数增减之推测》两篇论文[64],首次对两汉人口的地理分布作了简要的论述,并推算出了两汉期间两个年代各郡国的面积,编绘出了人口密度图表。在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方面,劳氏也起了开创的作用,尽管他的论文还不是一项完整的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成果,同时或此后的一些论著没有超出劳氏的方法和研究范围。

  历史人口地理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83年胡焕庸和张善余编著《中国人口地理》[65]时才有所改观。本书虽是一本当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但也包括了追溯历史演变的内容,如第一章《中国人口地理的历史演变》就是从原始社会至民国时期的历史性概述,第八章《中国的人口迁移》的第一节也是《中国人口迁移的历史回顾》,此外《中国居民的人种类型和民族构成》、《中国人口的分布》、《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等章也都涉及历史部分。只是当时可供他们采用的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成果极其有限,所以此书的作用更多是一种人口地理方法的示范,而不是具体的内容。

  1986年出版的葛剑雄著《西汉人口地理》是第一部断代历史人口地理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对西汉人口分布的密度、迁徙、增长率以及粮食生产关系等问题作了详尽分析研究,为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方法开创了一条新路子,具有引导意义。此后,有关断代人口地理的专著仅唐代便出版了四部[66]、区域性历史人口地理专著一部[67]、动态的历史人口地理(移民史)专著至少4部[68],还有多种人口史研究专著涉及地理问题。发表的论文也很可观,重要的如李仪俊对中国人口重心转移的研究[69],在国内尚属独创;司徒尚纪对海南[70]、曹树基对明初长江流域[71]、吴松弟对宋代福建[72]、唐亦功对金代京津唐[73]等地区的历史人口地理分布与变迁的研究,也都很有份量。总之,这一领域近十几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对现代人口地理学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4、历史城市地理

  历史地理学界一般认为,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城市地理学直到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发展。马正林《丰镐—长安—西安》一书出版于1978年,当时国内这方面著作还相当少见。到了80年代初,这种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论著数量可观、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既有对北京、上海、西安、南京、开封、洛阳、广州、杭州、成都、武汉、沈阳等大城市的研究,也有对江陵、南阳、绍兴、安阳、承德、佛山等中等城市的探索,以及唐宋墟集、明清市镇甚至断代城市的大量研究[74],涉及了城市起源、类型、分布、功能、布局、城市间比较研究等方面[75],其中绝大多数为单一城市的研究,但也不乏像傅崇兰、杨平林、葛剑雄、王玲、李孝聪等城市群研究[76],取得了一大批成果,从而成为历史地理学各分支学科中的翘楚。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学科的前进脚步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而马正林编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的出版(1998年),标志着这个分支的成熟[77]。

  古都是特殊的城市,古都研究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具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在20年代,学术界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列为五大古都;30年代加入杭州后,“六大古都”之说盛行,1983年还出版了陈桥驿主编的《中国六大古都》一书[78];但谭其骧1982年提出“七大古都”的说法,认为邺(安阳)作为古都的重要性并不在杭州之下[79]。随后,陈桥驿又主编了《中国七大古都》一书[80]。尽管有的学者对七大古都之说提出异议,并多次撰文、反复申述,但多位反驳者均认为“七大古都”说较为合理,学术界的看法渐趋一致[81]。1983年成立了古都学会,不定期出版论文集《中国古都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侯仁之是建国后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城市地理的开创者,他对北京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至今无出其右者。在他发表的许多论著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侯仁之燕园问学集》、《历史地理学四论》、《侯仁之文集》[82]中,论述了北京的地形特点、聚落兴起、园林分布的一些规律、历代建都过程、都城布局的发展演变,以及水源开发、宫廷广场的演变等重要问题,并为今天首都的改造、利用及规划等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以后又结合城市规划,他对邯郸、淄博、承德等城市兴衰也作了全面考察[83],给后人以重要启迪。1991年,他又倡议对北京周围地区进行“区域链”的研究[84],有的论著已开始响应[85]。

  5、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研究

  历史军事地理范围很广,但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例如关于长城的研究,论著堪称丰富,但以泛泛而谈的居多,像张维华《中国长城建制考》这样严谨的著作毕竟只有少数。《读史方舆纪要》自清末以来即被视为军事地理巨著,但研究其历史军事地理价值的论文仅有施和金《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分布》一文[86]。该文研究了先秦至明代6192次战争的地理分布及其特点,后胡阿祥补充了清代战争地理分布的论述[87]。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有相当图幅是历代战争地图,而在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战争地图占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解放前,曾有过论述战国国防地理、《通鉴》战争地理、历史上的国防区域、历代战争与气候等问题的论文[88]。解放后,史念海关于陕西历史军事地理多有研究,并发表了关于唐代前期关东尚武风气的专文[89];辛德勇关于刘邦出入汉中、韩信平齐、巨鹿之战等楚汉战争中地理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长期未解决的问题[90]。陈可畏对赤壁之战和垓下之战所作的重新研究[91],和靳生禾、谢鸿喜对潞川之战等重大战役故址的考证[92],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或解决了长期聚讼纷纭的难题。

  历史交通地理研究集中在丝绸之路、海上丝路、大运河等问题上,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著。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及一大批水运史、航海史著作尽管侧重点不在地理方面,但无疑为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在现有成果中,章巽对秦国交通与海上交通[93]、黄盛璋对《西天路竟》与川陕交通[94]、李之勤对秦蜀交通[95]、刘希为对隋代交通[96]、王颋等对元云南行省站道[97]、杨正泰对明代驿站[98]等问题的考证与研究,均是比较有份量的。最新成果有两份,分别是王文楚著《古代交通地理丛考》、辛德勇著《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99],可视为目前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代表作。

  6、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这个领域是新兴的热点,虽然起步较晚,成果也不算最多,但来势很猛,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其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某种社会文化要素分布的地域背景考察,如周振鹤与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100]、卢云著《汉晋文化地理》[101]和周振鹤关于秦汉宗教地理、风俗地理、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102]、胡阿祥关于中古郡望郡姓[103]、张桂林关于妈祖信仰起源与传播[104]、张伟然关于南北朝佛教地理[105]、王清廉等关于佛寺分布[106]、吴成国关于东晋南朝婚姻礼制地域差异[107]、王日根关于地域性会馆等专题的研究[108]。《方言与中国文化》论述的问题,如方言与移民史、方言与民俗、方言与地方文化、方言地理与人文地理等,多有发明,令人耳目一新。卢云研究西汉、东汉、三国西晋时期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秦汉滨海方士文化的一系列论文,具有很高的识见,他的专著《汉晋文化地理研究》对汉晋时期精神文化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文化区域及其变迁、滨海宗教文化带与汉晋三次宗教浪潮、婚姻形态的地域分布、俗乐区域与雅乐中心四大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填补了多方面的学术空白,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广阔前景。二是某一时期某种人才地理分布的综合研究,如史念海对两《唐书》人物籍贯地理分布[109]、李泉对两汉中高级官吏籍贯分布[110]、王尚义对汉唐宋元明清山西文人地理分布及其文化特点[111]、萧华忠对宋代人才地域分布[112]、胡阿祥对桐城文派作家地理分布[113]、叶忠海对南宋以来江浙成为文人源地原因[114]等专题的研究,专著则有曾大兴著一部[115]。三是历史区域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如司徒尚纪对广东[116]、张伟然对湖南与湖北[117]、蓝勇对西南诸省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专著[118],是这一领域第一批具有开拓性的著作;王子今对秦汉区域文化[119]、程民生对宋代地域文化的研究著作[120],也均各具特色;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21]是一部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上乘之作。1997年出版的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一书,汇集了语言、宗教、风俗三种文化区和人物地理、文化重心区、区域文化地理六项专题的研究成果,颇具学术深度,为历史文化地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作出了示范。另外,卫家雄关于明清闽台风俗[122]、单树模关于古代苏北文化地理[123]、徐建春关于先秦浙江文化区[124]、刘岩关于河北地域文化景观[125]等问题的论文,也对历史区域文化地理作了有益的探讨。至于历史文化地理的通论性著作,目前已有两部[126],但在吸收学术界现有成果、反映学术前沿方面并不太理想。因此,历史地理学界正热切地期盼着能够全面论述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地理的专著问世。

  7、古代地理学家、地理文献与学术史研究

  这一领域成果丰硕,集中体现在关于地理学史、郦道元《水经注》、徐霞客《游记》、历代地理总志与正史地理志、古地图等专题的研究上。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127]是地理文献研究中的精品,而谭其骧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128]则是这方面权威的撰述。20世纪出版的通论性地理学史著作有七种,作者或主编分别是:王庸、侯仁之、于希贤、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鞠继武、司徒尚纪、王成组与赵荣[129];论文不胜枚举,其中有些论题属于李约瑟难题的子课题,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出版中国地名学史专著两部[130],地质学史也已有专著面世,但地貌学史、人文地理学史、历史地理学学术史之类的著作迄今未见。20世纪发表《水经注》研究专著30来部、论文约270篇[131]、有关徐霞客游记的论著约200篇(种)[132],涉及郦氏、徐氏生平、著作版本、地理学(含地名学地质学地貌学)、文学、文献学、金石学价值的方方面面,蔚然形成两门显学——郦学和徐学。世纪初著名的集大成郦学家有杨守敬、熊会贞等,而世纪末的郦学家则首推陈桥驿,陈氏还倡议编撰《水经注》新版本、新绘《水经注图》。谭其骧先生曾说:徐学研究1949年之前是丁文江带出来的,此后是侯仁之带出来的[133]。褚绍唐、吴应寿先生整理的新版《徐霞客游记》[134]则是徐学史上一项划时代的突出贡献,后来又有朱惠荣先生校注本问世[135]。学者们对《尚书·禹贡》[136]、《山海经》[137]、《括地志》[138]、《元和郡县志》[139]、《太平寰宇记》[140]、《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141]、《资治通鉴》胡注[142]、《元一统志》[143]、《读史方舆纪要》[144]等历史地理典籍的研究,均有一批专题论著发表。关于十六部正史地理志,也有许多精深的成果问世,关于《汉书·地理志》的研究最为深入,而胡阿祥对《南齐书·州郡志》[145],聂崇岐、施和金、徐规对《宋史·地理志》[146],冯永谦、张修桂对《辽史·地理志》的证校补纠[147],都极有贡献;邹逸麟对《汉书·沟洫志》[148]、周振鹤对《汉书·王子侯表》的笺证[149]也均系力作。金毓黻、赵万里两种《元一统志》辑本为严谨的辑佚之作[150],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为作者的精心之作[151]。相比之下,贺次君所辑《括地志辑校》存在的问题较多[152]。古地图研究很热门,三巨册《中国古代地图集》代表了这方面最高的学术水平[153],关于考古发现的放马滩地图、马王堆地图和传世的禹迹图、华夷图、平江图、静江府城图、西夏地形图以及数量可观的明清地图,均有大量研究论文发表[154],已有多种古地图选集问世,通论性地图学史专著已出版四部(作者分别是王庸、陈正祥、金应春、卢良志)[155],有的学者还专门研究流散在海外的中文古地图[156]。

  三、 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沿革地理中除水道之外基本上没有历史自然地理的内容,即使对水道的研究,与今天自然地理中有关分支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所以除了个别例外,到40年代末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还没有开始。

  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分支的历史自然地理学是从50年代发展起来的,这是由于解放后中国地理发展的重点是自然地理,并一度成为压倒优势。自然地理方面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为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中,实地考察等地理学方法更容易取得直接效果。一些新的研究手段如航测及卫星遥感技术、碳14测定、孢粉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电脑运用等不仅增加了野外考察的可行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文献资料的空白。经济建设对历史自然地理提出了很多迫切的课题,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所受政治运动的冲击相对较少,即使在动乱年代还能做些研究。

  谭其骧等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157]是至70年代末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综合成果,侯仁之主编《环境变迁研究》[158]在学术界也颇有影响,在历史气候、河湖、海岸、土壤、植被、沙漠、动物等方面均有进展和新成果问世。

  气候变迁

  人类用现代科学仪器和方法观测气候并留下完整的资料,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不过几十年、百余年,具有一百多年边疆观测资料的点只有50个,其中90%集中在西欧。而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的气候纪录却可以上溯到三千年前,近千年来的纪录更加丰富,因此中国历史气候研究的成果最令世界瞩目。

  徐近之自1955年起整理和研究了20多个省份的历史气候资料[159],文焕然1959年出版了研究秦汉黄河中下游气候的专著[160]。竺可桢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161]是一篇杰出的经典论文,尽管近年来已有学者指出了该文在史料的引用和理解方面存在的某些错误,但对作者确立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毫无异议。此后对历史资料的搜集更为广泛、深入,孢粉分析成果得到普遍运用,地区性的、阶段性的气候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对洪涝、干旱、雹、风、蝗虫等灾害的研究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张家诚[162]、龚高法[163]、张丕远[164]、满志敏[165]等人的研究均取得重要进展。

  尽管有了孢粉分析、考古发现(如长江历代水情记录)等作为补充或实证,历史文献仍将是历史气候变迁研究最主要的来源,所以史料鉴别考订是结论正确与否的前提。而现有成果中或多或少存在对史料的误解或曲解,甚至不加分析地大量照抄旧方志的错误记载,结果当然不会正确。另外,历史记载存在时间和空间上大量空白、缺少准确数量概念这两大难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难以解决。

  地貌和植被

  大量研究证明,中国大多数地区都曾有过良好的天然植被,森林覆盖率较高,很多今天已濒于绝迹或已经灭绝的动物曾有广泛分布,平原地区的湖泊沼泽比目前多得多,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远不如现在那样严重,沙漠范围也不如现在大。几千年来的变化有气候原因,也有人类不合理的开发以及自觉不自觉破坏的因素。谭其骧先生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与中游农牧业更替关系[166]、侯仁之先生对西北毛乌素沙地与乌兰布和沙漠变迁[167]、史念海先生对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168]、陈桥驿先生对绍兴天然植被的考察与研究[169],都是有针对性的,在学术上起着开创性作用,不少学者如朱震达[170]、于希贤[171]、朱士光[172]、赵永复[173]、陈育宁[174]、景爱[175]、王尚义[176]、邓辉[177]等继踵其后,在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均有所进展。以文焕然、何业恒为主的一批学者在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地理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专著[178],论述了几十种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在地理分布上的变迁,得出了其变迁总趋势是分布区域由小变大、分布范围北界日趋南缩、有的种属甚至濒于灭绝的结论。总之,环境变迁研究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热门,今后将长盛不衰,像蓝勇关于明清皇木采办对西南地区环境的负面影响[179]、龚胜生关于两千年来瘴病分布变迁[180]这样的研究,基础扎实而立意新颖,显示了这一领域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些成果不仅有利于人们认识自然规律,而且能为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和国土整治提供历史经验教训。

  在一些具体方面,如西北沙漠是否有明显扩展,黄土高原是否曾有过茂密的森林等尚有不同意见。这方面的研究,除了有与气候研究方面相同的困难外,避免政治因素及现行政策对学科结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水文

  黄河因其善决易徙和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而成为历史水文研究的首选。自《禹贡》、《山海经》问世以来,有关黄河的记载和论著浩如烟海;但新中国的黄河变迁研究依然拥有前人所无的有利条件,即近几十年来对黄河及其流域的考察和日常观测积累下来的大量资料和数据。黄河决溢改道频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植被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这是谭其骧在6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181],黄河历年泥沙来源的观测资料就是他的基本论据。同样,他在对西汉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的研究中,除在《山海经》中钩稽出一条从未引起人们注意的河道[182]外,也利用了下游地区文化遗址的分布状态,得出了战国前黄河曾在今华北平原中部多次改道漫流的结论[183]。对这两点也存在不同意见,但这些意见至今还未作出充分有力的反应。有关黄河的论著极多,水利、地理、工程、地方志等各界都出版了不少专著和论文。在历史地理学界,《黄河史论丛》[184]所辑内容有一定代表性。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185]和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编《黄河水利史论丛》[186]虽是以水利史为主,但其中对黄河变迁的论述占了很大篇幅,也是黄河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他领域有关黄河历史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也不下十余种。

  比黄河更源远流长的长江,由于相对稳定而远不如黄河引人注目,前人的记载和研究要少得多。但在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特别是江汉、洞庭湖地区和九江、鄱阳湖地区,历史时期水系的变化也相当频繁复杂。《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四章第三节是第一次全面论述这些变化的专著,其中关于云梦泽、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形成和变化的论述澄清了前人的种种误解,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对海岸变迁的研究,除了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外,还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泥沙淤积观测、碳14测定、侵蚀观测、钻孔分析等方法。由于各自的侧重不同,在具体总是上的结论往往有所不同。陈吉余对历史时期的海岸变迁的论述综合了各家、各种方法的长处,概述了对从辽河海岸直至珠江三角洲间主要的低海岸的变化,对其原因作了合理的分析,对别人较少注意的基岩海岸的变迁作了简要说明,是一份权威性的总结[187]。当然,随着各海岸带在开发过程中资料数据不断增加和研究的深入,各段海岸的历史变迁过程将会越来越具体化。

  此外,关于长江、海河、淮河的历史变迁均有多种专著问世[188],谭其骧、张修桂、施雅风、陈吉余关于鄱阳湖、洞庭湖、青海湖、东部海岸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均堪称范式[189],谭其骧对海河水系[190]、史念海对运河[191]、邹逸麟对黄河[192]、曾昭璇对珠江三角洲水系[193]、林汀水对辽河水系[194]、王守春对塔里木河[195]、李并成对敦煌绿洲水系[196]、傅林祥对黄浦江[197]等河流演变历史的研究结论也均成一家之言;有关历史上罗布泊[198]、太湖[199]、杭州西湖[200]、鉴湖[201]、广德湖[202]、白洋淀[203]、文安洼[204]、梁山泊[205]、居延泽[206]、华北平原湖沼与古河道[207]、长江三峡工程背景与长江水旱灾害[208]、上海与天津成陆过程[209]等专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应该承认,历史自然地理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开创性的,也是突破性的,其中有的已经引起了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界的重视,有的已在国土整治和经济建设中发挥了作用,但却没有在历史学界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当多的人甚至还很少了解,根本的原因在于地理条件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取得应有的地位。

  由于斯大林曾经批判过“地理环境决定论”,虽然他没有完全否定地理环境的作用,却认为它的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因为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快得不可比拟”[210]。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得到过毛泽东的赞同[211]。但只要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照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他们的片面性。而且稍有地理常识的人也会知道,地理环境既包括宇宙运动、地理进化这样的宏观环境,也应该包括在人类社会生产以后必然存在的人文地理环境。这些条件的当然不必“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也完全可能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内就显现其变化了”。

  不管毛泽东的初衷何在,客观上造成了在历史研究中只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完全不讲地理环境的影响;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无限夸大人的作用,片面宣扬“人定胜天”这样两种错误倾向。尽管在国外史学界、社会学界存在着过于强调地理环境的现象,在中国史学界却还是讲得太少,是重视不够。

  今天,大概谁也无法否认,在中国文化的起源、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主干民族地位的确立、历史上中国疆域的形成和发展、小农社会的长期延续、经济重心的南移、沿海与内地的发展差异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地理环境的影响,尽管对其作用的大小会有不同意见。但相当一部分历史学者对各种地理条件在历史期间的变化还不够注意,习惯于用今天的条件来观察历史,这自然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如果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成果能为更多的历史学家所了解和应用,历史研究的水平必定会有所提高,而这又会给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提供新的动力。

  四 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和研究

  历史地图的研制和编绘是中国历史地理学最富特色的领域,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取得最大成就的一个方面。

  从公元3世纪西晋的裴秀以“制图六体”(绘制地图的六项基本原则)制成全国性的历史地图《禹贡地域图》,到20世纪初杨守敬编绘刊行34册《历代舆地图》,中国的历史地图绘制至少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以下简称《杨图》)采用朱墨套印,古今对照,收录了从《左传》、《战国策》、《汉书》至《明史》的《地理志》中绝大多数地名,不愧是当时所能达到的顶峰,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中的里程碑。

  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就已经感到了《杨图》的不足,因为《杨图》是以《大清一统舆图》(据康熙、乾隆时实测绘制地图改编)为底图,以清末地名注今地的,又是木版线装。《杨图》不包括清朝,也不包括历代中原王朝以外的范围。因此,禹贡学会曾经将运用现代制图技术和新的研究成果编绘一部详细而精确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列为其主要任务,但限于客观条件,这项计划无法实现。

  要编绘这样一部历史地图集,仅仅依靠沿革地理成果和传统技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历史地理各分支学科特别是疆域、政区、地名、水系、海陆变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现代技术精确测绘成的今地图,更需要大批专业人员长期通力合作。这些条件在50~60年代已逐步具备,1954年冬毛泽东批准吴晗重编改绘《杨图》的建议使这一愿望得以付诸实施。范文澜、吴晗、尹达曾先后领导这项工作,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南京大学、云南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历史、考古、民族和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百余人参加了编绘。几经周折,终于在1973年基本完成,1974年起用中华地图学社的名义陆续出版了内部试行本。1980年起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对内部本进行修订,从1982年至1988年出全八册,公开发行。

  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主要表现在:

  1、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但由于封建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也由于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多未得到足够的记载和研究,以往的历史地图一向只画中原王朝,实际上抹煞了非汉民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图集》以如实反映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为目的,确定以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的中国的基本范围。历史上所有在这一范围内活动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包括虽有部分辖境在此范围之外但其政治中心在此范围内的政权,无论是汉族还是其他族,都毫无例外绘入图中。一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如吐蕃、突厥等,还尽量选用了显示它们极盛疆域的年代。《图集》既反对那种只承认汉族政权、中央王朝为中国的谬论,也否定了把少数民族政权、边疆地区政权都作为汉族政权和中央王朝附庸的观点,有利于人们了解历史事实,增强民族平等的观念,正确理解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2、以前的历史地图集只能以文献资料为定点上图的依据,而且由于历史记载极为浩繁,编者精力有限,错漏难免。在历史文献本身记载错误的情况下,地图上的差异更难避免。《图集》充分利用历史地理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尽可能吸收了国内外已经发表的地理、考古、民族等相关学科的成果的资料,用于核实、校正文献记载,填补文献的空白。如对边疆地区图幅的编绘,由于广泛收集了少数民族的文献资料,参考了国外的论著,所以内容更加丰富准确。又如对河流、湖泊、海岸线等历史上变化较大的自然要素,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因而改变了传统的错误说法,对云梦泽、洞庭湖、鄱阳湖、黄河、长江、海河、辽河等的变迁过程都采用了新的结论。对大多数只能依靠文献资料确定的点和线,也组织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纠正了很多前人的错误。

  3、历史上疆域、政区、地名的变化很大,大多在同一政权时期中也屡有变易,而各史《地理志》对断限一般都不够重视,往往混一朝前后不同年代的建置于一幅。《杨图》等大多根据《地理志》或清人“补志”编绘成图,因而在同一幅图上显示的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置,前后相差数十年至百余年。《图集》则无论总图还是分幅图,都确定标准年代(个别无法确定标准年代的则尽可能确定一段较短的标准时期),尽可能显示同一年代的政权疆域和政区建置。考虑到有的时期历时较长,变化较大,采用了多幅总图分别显示不同年代的状况(如唐代)。

  4、我国传世的地图,一般都是以一个朝代为一幅全图。由于受到图幅和比例尺的限制,内容只能非常简略,定位也必然很不精确。《杨图》采用了将全图分解为数十幅图的办法(仿康熙、乾隆实测全国地图),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但由于各分幅图采用同一比例尺,而各历史时期各地区的开发程度和文献记载的详略极不均衡,因此中原地区往往地名密布,几乎难以辨认,而边区却显得过于稀疏。同时,这种平均分割法往往使同一政区分见于前后好几幅中,查阅极为不便。《图集》采用了按各历史时期的大行政区(或监察区、地理区域)分幅,各幅又按其内容的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必要时插入比例尺特大的局部图,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由于《图集》内部本的定稿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和错误思潮的影响。尽管在修订中已尽可能作了补充和修改,但限于时间和人力,当时被无理删去的一些内容还无法全部恢复,有些已经发现的错误也因重新制版工作量太大而暂时维持原状。另外,大多数地名是根据文献资料考订定位的,与实际位置不符的肯定不在少数;古代的水道经流等难正确复原。这些都有待今后改进,有的只能随着整个学科的发展才能逐渐得到补充和修正。

  作为一项大型的、长期的科研项目,《图集》的出版只有发表了它的最后成果。但对于专门研究人员来说,《图集》编绘过程中所收集的原始资料,编者的鉴别与考订过程和结论的文字记录是同样重要的。因为只有看到这些资料,才能判断《图集》的每个具体地名、点、线是否可信,并且可能了解到无法在图上同时表示但却有一定道理的异说。对《图集》数百万字的释文的整理由原承担单位分别负责,以地区分卷出版。但公开出版的仅《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212],而负责主体部分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经多年准备,最近已决定将这些内容纳入在新世纪启动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详见下述)的数据库中。由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213]虽然基本上是《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总图的汇编,但增加了由谭其骧亲自撰写的图说,对中国历史疆域政区的变迁作了高度概括的论述,多少弥补了释文暂时不能出版的空缺。

  严格说来,《图集》应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图”,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十多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这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目前已基本完成,正在精心制印之中,第一册将于近期出版。

  由于各个专题和各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也由于历史地图集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各种专题历史地图和地区性历史地图的编绘出版方兴未艾。如为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配套的《中国史稿地图》[214],断代的《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215]和专题的《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远古至元时期、明时期和清时期三册[216]都已出版,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一批断代、专题历史地图集也相继问世[217]。

  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218]是我国第一部地区性历史地图集,其中又有相当大的篇幅是显示北京城区的,因此又是一部城市历史地图集,该图集以北京市的政区和北京城自金有建都以至民国时期的城区演变为主;上溯至有文字直接记载以前、北京地区原始农业的萌芽和最初居民点在平原上的出现的时期这些方面的内容,则已由作者编绘为《北京历史地图集·二集》[219];据主编介绍,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至商周之际阶段的内容将编入《三集》。此后先后出版的已有司徒尚纪主编《广东省历史地图集》[220]、史念海主编《西安市历史地图集》[221]、周振鹤主编的《上海历史地图集》[222]以及刘和平、谢鸿喜主编的《山西省历史地图集》[223]。可以预见,各类专题及地区性的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将会有较快发展,运用范围也会更加广泛。而且在各类当代的地图集中也会配上必要的历史地图,以增加科学性和信息量,例如《中国人口地图集》[224]中就有一组历史人口地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中也有几幅反映历史农业地理的地图,不少省市及地区的地图集以历史地图作序图,新编地方志中往往也绘有当地的历史地图[225]。

  历史地图的另一个发展趋势是数字化,进而发展为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历史地图的数字化不是简单地将现有的历史地图输入电脑,制作光盘,而是用数字化方法重新研制历史地图,包括将有关的文献资料及研究结果制成相应的数据库。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如坚持标准年代与标准年代之外内容无法同时记录、能够选择的标准年代有限、局部的修订因牵涉全图而不能及时进行等),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于2000年末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信息中心等单位达成了合作研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CHGIS)的协议,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地图发展历程的一个圆满句号。

  五 展望未来

  与历史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历史地理学无疑是最年青的分支之一。正因为如此,历史地理的发展方兴未艾,在新世纪有望取得更大的进步。

  由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覆盖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对于从总体上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很强的应用性,如对历史边界、中外关系、行政区划、地区差异、经济开发、社会变迁、文化区域、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与迁移、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谘询。

  在人类普遍关注未来,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重视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涉及时间、空间和人类活动并跨越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将能够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例如,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完全可能发展成为一门世界最先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为人类作出独特贡献的学科。

  但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有两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和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解放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60年代初,谭其骧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 “以粮为纲” 、“大办农业”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其骧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二是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和受到应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今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积以时日,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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