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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超:在生态文明的时空里放歌

2019-05-19 12:29

  [摘 要]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影响巨大,为认识和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别是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检证,文明的生态史观存在许多漏洞,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不能成立,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也具有过分拔高日本文化的倾向,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提要:1978年以来,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史学观念的更新,中国史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它首先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上,即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了文化史和社会史。此外,在总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上,出现了从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到全球史范式的转移。而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对于世界史的整体研究或世界史体系问题的探讨也得到学者的高度关注,大致有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交往观和全球史观四种世界史体系理论。本文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上述特点和趋向进行了考察,力图从总体勾勒出其线索和概貌。

  生态与文明的结合,并非偶然。

  [中图分类号]093/097=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5)08-0092-07  [关键词]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现代化;日本文化论

关键词: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范式的转变;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天道观里就明确地把人置于天地自然之间,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生态平衡。尽管在我国的文化精神中,其改造自然的积极进取精神不如西方的强烈和彻底,却十分重视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和惜生护生的观念,重视自然生态对人的精神启示,并从自然中吸取生存智慧。


Abstract

  近代,世界上最早用生态史观研究人类文明史的是日本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学者梅棹忠夫。

  梅棹忠夫是日本享有盛誉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学者,1957年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首次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以下简称生态史观)而名声大噪。1964年《中央公论》将该论文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重新予以刊登。[1](p208)《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为单行本也多次再版,影响巨大。日本学术界对该观点评价甚高,称其为独特发想基础上的世界史观,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日本思想史学者鹫田小弥太在《昭和思想全史》一书中,专门为梅棹忠夫设立了一节,认为生态史观是对战后诸历史观的总批判,是画时期的历史观。[3](p328)近年来,生态史观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明论研究》将该观点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论之一收入,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述评。[4]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n the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78. The paper has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how and why Chinese historians turn away from 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 to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ies. The second part analyses four paradigms in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hina: revolutionary history paradigm, modernization paradigm, postmodern paradigm, and global history paradigm. The third part reviews 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and lists four methods that have successively been employed, namely, the total/integral history, modernization history,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al exchange, and global histor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it is incumbent on Chinese historians to be sensitive to all foreign historiographies while steadfastly adhering to the best Chinese traditions, for only in this way can a unique and worthy model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merge.

  1944年以来,梅棹忠夫多次在亚洲、非洲、欧洲各地从事民族学考察。1957年,他利用考察获得的资料,以生态学方法探讨世界文明史的规律,发表了《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1967年,《文明的生态史观:梅棹忠夫文集》出版,他提出的生态史观,重视自然环境、生态条件对文明史进程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日本,对被称为世界史理论创新的生态史观进行评论的主要是思想文化界,而史学界很少参与。谷泰批评这种情况为热心于介绍和依据欧美学者历史理论,但无视本国学者挑战性理论的日本学术界学者的本质,是专家集团排他主义在起作用。不过,谷泰也承认,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为一种假说,检证其立论过程以及该理论在涉及范围内主张的妥当性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这还没有充分进行。[2]

Key words: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78; the expanding scope of historical writing; shift of historical studies paradigm; world history research in China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学者刘思华又提出了现代文明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内在统一,可谓国内关于生态文明研究的先行者。

  事实确实如此,到目前为止,无论在日本还是在我国国内,都还没有从历史学的角度系统深入地分析和探讨生态史观,本文力图在这方面做一初步尝试。

建国以来,中国的史学发展可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建国后十七年史学(1949—1966年)、文革时期史学(1966—1976年)和改革开放以来或新时期史学。十年文革期间,受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影响,史学被严重扭曲,出现了所谓的“影射史学”,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不仅被完全破坏,史实也遭到了全面歪曲和篡改。对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发展,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史学与文革十年的史学一样,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以农民战争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1] 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虽然走过了曲折的道路,但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巨大成绩,培养了一批人才,出版了大量成果,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后史学新局面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2] 不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是一种承继还是断裂关系,一个事实是,这一时期的史学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失误,比如研究方法上的教条主义、研究视野的过于狭窄、对中国古代史学遗产的批判大于继承、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盲目排斥等。[3] 这些不足和失误,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所要避免的,他们因此在史学实践中,尤其是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上,都表现出了与那一代历史学家的显著不同。虽然不能确定1978年以后的历史学家是在“自觉”地与某种学统发生决裂,[4] 但其行为还是清楚地宣告了他们与一种“旧”传统的疏离和对开启一个新局面的渴望。

  生态文明的观念,虽然历经千年,但当刘宗超一门心思要去推行自身对世界与人类社会价值思考的时候,仍然难免遭遇现实的考量。而他也正努力找寻着自己默默追寻事业的符号表达,意欲求索代表自己心境的声音:这就是他全球首倡的生态文明观。

  一 生态史观的主要内容及其积极意义

一、新领域的拓展:文化史与社会史

  怎一个甦字了得

  在人类文明演进的漫长历史中,经历过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在这次转变中,曾经最早创造出灿烂农业文明的国家大大落后,西欧脱颖而出,率先步人工业社会;东方的日本又先于亚非拉其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欧和日本何以独领风骚?其他国家落后的原因何在?史学家们纷纷加以阐释,莫衷一是。

1978年以前,由于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史学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所谓的“五朵金花”上,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5] 这种单一的研究状况,不但不能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反而越来越制约史学的发展,使之逐渐陷入政治宣传的窘境。1978年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松动和国门的开放,历史学家在反思过往史学弊病的同时,也开始重新借鉴和吸收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希望开辟一些新的研究领域,以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从传统的政治史转向文化史和社会史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表现。

  甦,是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刘宗超团队潜心琢磨出的图腾。看上去,甦字似曾相识,解为更和生之意,但其真意可能正是被这种想法所击溃了。试想,为了这个字,刘宗超一行人,默默找寻了数个年头。据刘宗超介绍,为了悟到一个恰当的字眼来表达心中的热望,可真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

  文明的生态史观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演进,回答上述问题的。

文化史之所以率先成为史学研究的突破口,是因为文化最能直观体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传承和精神面貌。许多历史学家看到,从中国的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入手,不仅可以客观地揭示中国历史的本质属性,而且能够更有效地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性描述的著作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力求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中国文化的总体面貌、基本特征和多元发展。[6] 同时,对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反思,也使历史学家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希望从中找到中国现代化发展缓慢的深层原因,并对中国传统的某些要素,比如儒学,作出重新估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都成为文化史研究无法绕开的重要论题。[7] 文化史的复兴及之后所出现的文化史研究热潮,不仅催生并带动了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也将文化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仅以文化史研究渐进低谷的1988年为例,这一年所发表的有关文化史的文章就有近千篇之多。[8]

  甦是苏的异体字,经过了蘇繁体的演变,现在来讲只有在表示苏醒义时写作甦。《汉书?路温舒传》曾有言死者不可复甦。甦取死而复活,苏醒之意。作为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的标志,也作为刘宗超的人生理想,甦字承载着刘宗超的夙愿。

  梅棹忠夫以欧亚大陆作为考察对象,将欧亚大陆划分为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第一区域包括日本和西欧,是实现了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地区。其他地区属于第二区域,可以划分为中国世界、印度世界、俄国世界、地中海或伊斯兰世界四大集团。这些世界的结构相同,即都是一个有卫星国包围的大帝国,它们在古代都曾显赫一时,但后来无一例外地衰落了。

进入90年代后,文化史的研究热潮虽有所退却,作为文化史重要研究内容的国学,却不仅没有降温,反而形成新的热点。需要指出的是,国学热与文化史热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内核,文化史热是借助探讨中国文化传统来观照中国的现代化,其心态史开放的,甚至是激进的,国学热则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特征和反现代性特征。[9] 从文化史热转向国学热,表明文化史研究已经失去了当初为建构一种宏大的“现代”叙事而需要的话语背景。当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发展与后现代表征杂处并存的状况之下。那种以理性、进步为特征的现代性文化,一方面面临着反现代性的“国学”的回击,一方面又有被商业化瓦解的危险。在这种夹缝之间,文化史只有转向当下,去思考文化在新的语境中所发生的变异及其可能的走向,才会再次获得新生。

  1958年阴历正月初四,刘宗超出生于安徽省临泉县。少年时代长期在安徽阜阳临泉县、淮北市诸矿、江苏省徐州市一带活动;青年时代,走出安徽到了甘肃兰州、新疆乌鲁木齐、伊犁等北疆地区,在天山深处那拉堤巩乃斯雪山从事4年的地球表层学积雪辐射平衡融雪模式研究。

  梅棹忠夫用生态环境来解释这种文明演进的差别。他认为,第二区域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第一区域地处中纬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适度,土地生产能力高,但在早期历史中,由于被森林所覆盖,难以产生出高度的文明。所以,第一区域是作为野蛮落后的民族开始自己的历程的,从第二区域引进文明。

90年代后,社会史取代文化史成为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一些学者将社会史的复兴与发展称作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10] 社会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就出现过所谓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表象虽为论辩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实质却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拟定方向。90年代社会史的复兴与之并不相同,其目的在于改变多年来史学研究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从研究社会生活的角度着手,开拓和填补鼎足之下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区域,同时再以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为中介,连接和沟通鼎立的‘三足’,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11]

  关于生态文明观的思考,刘宗超是从1985年开始的,至今已有二十多个年头。

  不过,第二区域气候干燥,属于干旱地带,常常受到来自沙漠地带游牧民族的侵袭,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于是,这一区域的历史就表现为破坏与征服交替发生的历史,造成第二区域的落后。相比之下,第一区域地处欧亚大陆的边缘,中亚的暴力破坏没能影响到这里。当暴力临近之际,它已经具备了抵抗的能力。随着技术力量增强到一定程度,这一区域凭借优越的生态条件可以迅速成长为较高程度的文明。

如果说文化史的复兴建立在历史学家对中国文化传统内省的基础上,社会史的复兴则是在大量引进西方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特别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以及西方新史学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的背景下完成的。[12] 社会学的定量分析、个案研究和实地调查等研究方法以及它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重视,都为社会史提供了有效的范型框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则推动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数据转为有用的、可作长期参考的数据”。[13] 而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总体史”(total history)与跨学科理念,也使社会史学家力图整合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人口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去展现“整个社会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ociety),而不仅仅是“社会史”(social history)。[14]

  1988年刘宗超到北京工作至今,生态考察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省许多农村及城镇。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人生经历,这都为他以后的研究方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支配社会结构的各自条件特别是生态条件的不同,第一区域和第二区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历史道路。第一区域国家的历史最显著的共同点是都经历了封建制、资产阶级革命,又成为拥有高度现代文明的地区。具体而言,在近代,第一区域的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里都是资产阶级掌权,而且这种体制是经过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掌权,是因为在革命前他们已经具备了很大的势力,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都产生于其封建制内部。第二区域虽然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但是那里的封建制没有得到发展,后来建立起的巨大的专制帝国已经远远落后于第一区域,资本主义也没有能够成长起来,以至于那里的大部分地区成为第一区域各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走上现代化道路。

社会史的这种开放性,使之与文化史、经济史等结合成社会文化史、社会经济史等新的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领域基本上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史学研究的重点。而在其内部,社会史也在发生着一些积极的转化,从关注制度建构、上层精英转向了下层民众、日常生活、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层面,出现了区域社会史、医疗社会史、环境社会史等分支领域。[15] 不过,由于近年来社会史对微观空间(比如街头、乡村、庙会)的过分热情而导致的“碎片化”倾向,以及对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过分倚重而导致的学科特性的丧失,都遭到了业内与业外人士的双重诟病。[16] 但是,对于一些新锐的社会史家来说,“寻求以更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却恰恰是他们所追求的“新社会史”的要义。[17] “新社会史”的这种解构姿态在为社会史研究带来新意的同时,也必然面临着学术界的评判和实践的检验。[18]

  从物理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学士、地理学(冰川冻土热力学)硕士到科技哲学(生态伦理与生态文明)博士,以至农业经济学(生态农业、生态产业与世界农业经济)博士后,刘宗超的一路跋涉显得从容不迫。

  生态史观在阐释日本和西欧的文明发展与第二区域不同之外,特别强调日本文明的独特性。梅棹忠夫认为,日本文明是一个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具有独特性质的文明;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既不是模仿西方,也不是转向;日本和西欧这两个地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达到了平行进化。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成功,并非完全是由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并不否认日本汲取了西方文明,然而他认为,西方文明只是起爆剂,即使没有外部条件,日本内部已经积蓄了足够必要的现代性因素,若沿着自己独自的轨道行进的话,仍然是可以实现现代化的。[5]

二、研究范式的转换:从“革命史”到“全球史”

  正是因为物理学出身的刘宗超具有扎实的数理基础和理工科培养的缜密思维,1985年他在中科院兰州分院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他毅然奔赴新疆天山,从事地球表层学和系统生态学研究。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生态史观从宏观上勾勒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构建了现代化发展的世界模式,阐释了日本文明在世界中的地位。可以说,它是世界文明论,同时也是日本文化论。

中国史学的发展与转型并不单纯是一种学科内部的机制转换,它与时代思潮、政治转轨和社会剧变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长期以来,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历史被解读为不同阶级社会里相互对立的阶级之间矛盾发展和斗争的历史。这一理论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并形成了所谓的“革命史范式”,即近代中国是一部中国人民不断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革命的历史。[19] 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史学界提出了“现代化”范式,认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识为转移的大趋势”。[20] “现代化范式”不仅给“革命史范式”带来了巨大挑战,也改变了后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支配地位。虽然一些学者并不认同将“现代化”作为建构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并批评“将百年中国史说成是‘一场现代化史’只能是一种主观的臆想和假说,离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越来越远”,[21] 但一些有着世界史学科背景的学者却强调了“现代化范式”的世界史意义,也就是说,将“现代化范式”放在全球历史变革的进程中加以考量的话,它比“革命史范式”更具普遍性。[22]

  刘宗超,崇尚自由研究,他以丹麦波尔的哥本哈根学派为楷模,大胆怀疑、积极探索自然地质环境中的问题。刘宗超在对冰川冻土融雪的研究中,发现了冰川期与生态期的交替导致地层断代这一奇特的现象,由此开始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起源。

  应该肯定,生态史观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日本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占主导地位,认为人类社会是按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擅长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阶级矛盾的理论分析历史演进,但对于其他影响和制约历史发展的因素关注较少,甚至忽略。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问题上,这一派别一般只限于按照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因而被资本主义取代的思路加以解释。对于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问题,通行的观点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不仅涉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进程之关系的理解这类学理问题,它更牵扯到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学术自由、学术宽容和思想开放等学风问题。两种范式之争的结果,不应当是二元对立或非此即彼,而应当并行不悖,甚至相互包容。“现代化范式”的开拓者罗荣渠先生早就指出,“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23]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张海鹏亦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24]

  从物理观到生态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学术界曾经有过从自然环境考察民族性格的尝试。例如,志贺重昂撰写的《日本风景论》,歌颂日本的自然之美,说明自然地理环境对日本国民性形成的影响。和辻哲郎在《风土》一书中,用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来解释日本、中国等国家国民性的差异。

其实,无论是“革命史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暗含有一种理论预设,即将中国历史设想成一个静止和被动的过程,等待着外界来打破,只不过革命是一种被动的应对,现代化却是一种主动的拥抱。作为一种宏大叙事,“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都试图以一种一元论来重构中国历史的统一性,但却忽视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和特殊性,而宏大叙事背后所隐藏的神话建构和政治建构,则又模糊了历史学家的求真意识。进入20世纪以来,对宏大叙事的排斥,使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借助后现代主义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诸如传统的发明、知识的再生产、话语分析、历史记忆、眼光向下等诉求开始出现在一些被冠以“新社会史”或“新史学”的研究中。“新社会史”在中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严谨的派别,其研究者身份的复杂性——集中国学者、海外华人学者、外国学者为一体,其研究方法的混杂性——融微观史、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和文本分析为一身,都显示出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到近期,“新社会史”更是以一种内涵更为含混的“新史学”来彰显其与以往史学的不同。因此,与其说“新社会史”是一种范式,还不如说它是一种研究视角。但不论如何,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道才是“新社会史”的应有之义。

  二十多年的自然科学工作经历,使刘宗超在提出生态文明理论时,具备了哥本哈根学派所倡导的大胆怀疑、谨慎推理、科学论证工作方法。生态文明起源的论据就是在刘宗超新疆天山考察的基础数据资料,以及大量冰川时期地质地貌数据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说,生态文明理论最初是源于自然科学,后来逐步扩展到社会科学、经济学的跨学科、全方位综合理论。

  梅棹忠夫继承了这些传统且进一步扩大到考察日本文明和整个人类文明的演进,不拘泥于社会形态,从生态学的角度予以解释,并构筑起一个理论模式,与以往史学界的方法和观点大相径庭。毫无疑问,生态史观为认识文明演进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弥补了以往研究方法论上的不足,值得人们思考。在解释日本成功的原因时,生态史观冲击了其他地区和国家只有模仿西方才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思维,凸显了各国自身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新社会史”的倡导者杨念群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特别是在社会史研究中,‘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叙事的解构过程更多地反映出的是一种具体的分析方法,即通过深入解析现代性预设对历史研究的权力支配关系而最终使历史情境化。”[25] 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又提醒人们,“弥散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史学之间的对传统社会中民众记忆与日常生活进行复原式寻究的动向,却多少折射出了一些‘后现代’理论的批判能量。尤其是这些研究所细腻揭示出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认知体系的塑造过程,开启了既超越‘革命史叙事’又超越‘现代化叙事’的历史解释新框架的可能”。[26] “新社会史”的另一位实践者孙江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新社会史”的目的就是要“放弃建构整体史的野心”,“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文本解读的观念和方法”,并认为“后现代主义为历史叙述拓展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27] 在孙江那里,“新社会史”的研究旨趣就是要与“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结盟”。[28] 似乎是为了给后现代史学在中国的兴起寻找一种合法性,一些学者也强调了它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契合。比如,后现代史学将历史研究视作文本与文本之间互动的观念,可以在清代历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找到。[29] 同样,后现代史学对文本的解读,也与中国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近代实证史学对待史料的态度有着相通之处。[30] 虽然我们还不能据此断定中国史学出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范式转换,但“新社会史”或“新史学”对后现代主义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为中国史学的研究面貌带来了改观。[31]

  1985年,刘宗超的生态文明理论诞生,是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触动并加快了他的理论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刘宗超目睹了有些地方盲目上项目、铺摊子,生态环境岌岌可危。于是他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社会主义应当像大海,汇集人类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他以多年的勤奋学习和实践积累,加上创新的勇气,打造了生态文明的理论。

  自生态史观提出后至今,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学者更加关注自然地理环境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作用。澳大利亚的琼斯和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都指出,西欧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有利于其现代化率先起步。[6](p57)探讨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历史的连续性,即注重江户时代的内在因素和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在日本学术界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流派①。

史学研究中另一个有可能正在形成的史学范式是“全球史范式”,我们可以将之视作史学范式多元化境况下向宏大叙事的回归。全球史的引入是随着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大分流》、杰里·本特利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交流与传承》等著作中译本的翻译而出现的。这些著作之所以能在中国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与20世纪初中国日渐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现实密不可分。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使一些学者看到了历史研究中“中国史研究”与“世界史研究”的人为割裂,他们认为“脱离世界史的中国史,和没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一样,都不是完整的历史,都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的或世界的历史图景”,[32] 因此主张将中国史全球化。与此同时,对中国日渐崛起的自信和成为世界主角的渴望,也使得一些学者对全球史跃跃欲试,希望在这种新的范式中找到中国史学家“相应的视野和胆量”。[33]

  1988年,刘宗超、刘粤生在《地球表层系统的信息增殖》一文中提出要确立全球生态意识和全球生态文明观,此文发表在《自然杂志》1991年第6期;1989年刘宗超、刘粤生论文《地球表层的信息增殖范型全球生态文明观》在《自然杂志》1993年1-12期合刊上发表;1994年黄顺基、刘宗超以《生态文明观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为题在《中外科技政策与管理》第9期上发表。

  然而,肯定生态史观的积极意义,并不等于全面肯定生态史观。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实证性的验证,可以看到生态史观存在着极其重大的缺陷。

在这种情形下,史学研究的传统领域和一些新兴领域,都表现出对全球史的欢迎态度。比如,在历史地理学中,一些学者主张在球史观的指导下,去进行跨国家、跨民族、跨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与中外历史地理的比较研究。[34] 外来物种的传入与中国农作物的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农作物结构从多样性向简单化的转变,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35] 这些研究视角在以往并不多见。而一些以研究大范围和长时段著称的新兴学科,如气候史和环境史,更是与全球史有着天然联系。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气候史著作中,作者就注意到了中国气候变化与同一时期全球气候变化的共同特征,力求得出有关中国气候变化的更为准确的结论。[36] 研究环境史的学者也在呼吁,具有全球视野的环境史可以为构建一种克服了民族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新世界史提供方向。[37]

  1994年,刘宗超为《现代科学技术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P190-218)撰写了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观一章;1995年,刘宗超、刘粤生以《地球表层系统研究的新视角从物理观到生态文明观》为题在《大自然探索》第3期上发表;1995年6月刘宗超的博士论文《生态文明观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生态文明观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进行了全面的论述;199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将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信息增殖基础正式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项目编号为:96AZX022),首开中国系统研究生态文明理论的先河。

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经济史对全球史的引入最为全面也因而最值得关注。在一些学者看来,以全球史来研究中国经济史,可以使中国获得一个比以往在欧洲中心论支配下的世界史中更为重要的位置,也可以为国际史学界提供一种全新的对中国经济史的看法。[38] 这种全球化了的中国经济史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了它的抱负。第一,将中国经济史置于更大的空间范围中进行研究,不仅注意中国自身的经济变化,也注意中国的经济变化和世界其他部分的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以东亚经济圈为例,仅仅注意到中国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不够的,还要看到这一经济区域与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欧洲联系,以及它的衰落与西方世界兴起的关系。[39] 第二,深入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过去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普遍使用的理论模式进行检讨,从而发现真正适合中国实际的模式。近年来资本主义萌芽的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让一些学者发现,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工业革命。若完全套用英国模式,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研究则会陷入困境。[40] 第三,以某种全球性的物品为切入点,将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并考察这种物品在全球流动过程中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比如,18世纪从美洲大量输入的白银并没有招致中国物价的大幅上升,反而被中国的“贡赋经济”所消化,并在中国行政运作中的起到了重要作用。[41] 再如,透过中国在19世纪最重要的两个商品——出口值最大的茶叶和进口值最大的鸦片,就可以看到中国在19世纪全球化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42] 上述种种新动向足以表明,“融入全球史”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史的潮流和趋势,也成为学者们试图尝试的新课题。

  而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学派的诞生是在1997年。1997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刘宗超主持的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列为生态文明丛书第一册的《生态文明观有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一书,首次提出21世纪是生态文明时代,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先进的社会文明形态。至此,中国学者基本完成了生态文明观作为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建构。

三、构建新的世界史体系: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世界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名称与其现状多少有些“名不符实”。首先,世界史在中国通常指的是不包括中国史在内的外国史部分,但缺少中国史的话,世界史便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是世界史。其次,自1997年中国学科目录调整后,世界史由原来的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三个二级学科合并为一个二级学科,成为“历史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八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世界史的发展空间因而被大大压缩。[43] 直到2011年,在众多世界史学者的呼吁和努力下,世界史才终于成为与考古学、中国史并列的一级学科,包括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国别史、专门史与整体史五个二级学科。尽管如此,世界史与中国史割裂的现象依然存在,这既不利于中外比较史学与宏观研究方法的发展,也无助于理解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掌握多门外语的能力不足,以及在获得原始史料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深度和原创性还远远不够。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似乎只起到了对外国世界史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引介作用,或者为中国史学者提供外国史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的介绍作用。

虽然有上述不足,但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地区和国别史上,除了传统的西欧北美、俄罗斯东欧、印度、日本外,近来的研究已经覆盖到东南亚、非洲、拉美、中东等国家和地区。[44] 在专门史方面,已经从单一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扩展到城市史、家庭史、妇女儿童史、疾病灾难史、环境史等更为细化的专题。[45] 而对外国某些重要历史时段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古代埃及史、古代希腊罗马史、欧洲中世纪史、文艺复兴史、近代欧洲早期史等。[46] 考虑到世界史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历史,仅仅扩大地区国别的范围和扩展研究门类的齐全还是远远不够的。早在1978年,吴于廑先生就指出:“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绝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结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47] 有鉴于此,近年来在深化国别地区史研究的同时,对于世界史的整体研究或世界史体系问题的探讨也得到世界史学者的高度关注。改革开放至今,有关世界史体系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四种:整体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交往观和全球史观。

整体史观的提出者是吴于廑先生,他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陆续撰写了多篇论文,[48] 从世界历史上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关系、农本经济的演变和工商业的兴起、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等问题入手,探讨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吴于廑认为,世界史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各地区、各国、各民族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结果。世界史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最终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是一种辩证关系。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不可能在较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经济上的以及其他方面的交往。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如果一个地区缺少与其他地区的横向联系,其纵向发展必然迟滞。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共同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49] 吴于廑的“从分散走向整体”的世界史观完全建立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之上,可以说是中国世界史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提出的最具特色和最具原创性的世界史理论。尽管他将世界历史的开端定位于资本主义的形成的论断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50] 但他对世界史的宏观视野和全局考虑在今天仍很有现实意义。

现代化史观的提出者是罗荣渠先生,其理论核心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1989年,罗荣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文,首次提出了这一理论,[51] 该文在收入其文集《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时,增加了一个副标题“世界史研究的新视角”,明确了这一理论对研究世界史的意义。[52] 这里的“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多线”是指“在同一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千差万别,但可以归纳成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53]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对马克思历史发展理论的创造性充实,它否定了苏联理论界提出的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单线历史发展图,强调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根据“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所建构的全新的世界史体系,可以打破超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衡量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误区,并在最大程度上显示人类历史整体演进的复杂多样性和不确定性。[54] 由于“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主要侧重于分析现代化以来世界进程和总趋势,因此它所体现出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现代化史观”对于建构中国的世界近现代体系有着重要影响。[55]

与整体史观将国家或地区作为世界史的考察对象不同,文明交往史观研究的单位是文明。2001年,彭树智先生在《论人类的文明交往》一文中,提纲挈领地提出了文明交往理论,并在随后的多部论著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完善。[56] 文明交往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概述如下:人类文明交往互动作用是人类社会变动的终极原因,也是世界史的一条基本规律;文明交往和生产力发展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横线和纵线;文明交往以社会经济形态为基础,经济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决定了文明交往从区域性向全球性的转变;文明交往是一个双向的或多向的相互作用的过程,各个文明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相互抗争;和平与暴力是文明交往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文明交往、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文明交往是文明交往的四个层面。[57] 不难看出,文明交往论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与生产力理论的综合,它在将自人类文明产生到全球化以来的整个历史纳入一个体系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文明的多元性和特殊性,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复杂性。不过,文明交往理论更多地体现出的是一种思辨性,它对于指导具体的世界史研究还存在一定困难。尤其是该理论的提出者最近将文明交往的动力归结为人的自觉或先见之明,更是缺乏实践的可操作性。[58] 与之相比,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反而能让人直观地体察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冲突与对抗。[59]

如果说上述三种世界史观是中国的世界史学者立足本土,从自我的理论资源中寻求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的话,[60] 那么全球史观在中国的出现,则是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对一种全新的源自西方的世界史理论的接受、批评和再阐释的结果。对全球史观的引介贡献最大者是刘新城先生,他在1995年就已经系统阅读了全球史的相关著作,并认识到其中的重要性。[61] 2004年底,刘新成在首都师范大学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该中心于2005年l0月召开了中国第一个全球史国际会议。此外,刘新成还撰写了多篇介绍和评论全球史的学术文章,并主编《全球史评论》,该刊从2008年迄今已经出版五辑。与旧的带有强烈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世界史相比,全球史观在研究视角、理论方法、意识形态、历史分期和话语特征上都有突破,因而得到中国世界史学者的青睐。[62] 但是,在肯定全球史观时代价值的同时,也有对它不同的评价。比如,有学者提出要接受全球史观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民族国家立场的优点,但也要避免它忽视国家内部发展动力的缺陷;也有学者强调要警惕全球史观所隐含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写出体现中国人民族记忆的全球史;更有学者将全球史观与唯物史观对立起来,认为它并不能指导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学;还有学者站在反西方的立场上,对全球史观作出彻底否定。[63] 当然,不论是对全球史观的接受、抵制抑或创造性改造,都反映出它对当下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以及中国学者对建构宏观世界史体系的严肃思考。对待全球史观的应有态度,或许正如刘新成所言:“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在现有的话语体系基础上(即使有浓重的西方色彩),不断修正和补充,以逐渐接近共识。”[64]

从以上四种世界史观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世界史研究在最近三十年来的进步和成熟。但客观而言,由于中国的世界史并不是从中国史学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中国在建构世界史体系所使用的概念、模式、术语大都借自西方,所以尽管中国学者一直在努力建立自己的世界史话语体系,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65] 即便是以打破欧洲中心主义为目的的整体史观,它在对世界现代史分期问题上却没有摆脱欧洲中心的桎梏,而强调“一元多线”的现代化史观,也更偏重西方的发展而忽略非西方的经验。[66] 因此,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人所写出来的世界史,还只是一部“准世界史”,而不是真正的世界史。[67] 中国学者对世界史的探索依然任重而道远。

刘宗超:在生态文明的时空里放歌。中国史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在千百年来的文化传承中形成了自己深邃而独特的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近代以来,出于建构民族国家和追求现代性的需要,中国的历史学家接受了西方进步与理性的历史观念,传统史学随之经历了全面的改造。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史学将面临西方话语更为严峻的挑战。然而,挑战也意味着机遇。中国史学应当以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在坚守自我传统的基础上,去吸纳西方史学,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模式。正如一切人文科学都是一种“人学”,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不仅要探求自我的文化和传统,更要了解他人的文化和传统,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充满多样性和多种可能的世界。史学是一座展开跨文化对话的桥梁,历史学家当勉力为之。

注释:

[1] 德朋、洪源、苗家生:《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日第A02版。另可参见王学典:《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91页。

[2] 比如,陈其泰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待建国十七年的史学成就:一、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二、对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的发扬和对科学的研究精神的追求;三、抵制教条化错误,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参见陈其泰:《建国后十七年史学 “完全政治化”说的商榷》,《学术研究》2001年第12期,第5页。

[3] 参见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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