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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敦煌回鹘佛教文献研究百年回顾

2019-05-19 12:29

vinbet浩博登陆 1  1953 年,24 岁的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

国际著名突厥语文学家、中国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的创始人耿世民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2月17日深夜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克尤木·霍加也都致力于这一文献的研究,发表了10余篇很有价值的论文,研究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序幕(注:阿布都克尤木·霍加、斯拉菲尔·玉素甫、多鲁坤·阚白尔《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序章研究》。杨富学、邓浩则研究了柏林藏吐鲁番出土的一则回向文(注:杨富学、邓浩《回鹘文〈七星经〉回向文研究—兼论回鹘佛教之功德思想》,载《敦煌研究》1997年第1期,第158~172页。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西域、敦煌发现的回鹘文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仅为回鹘佛教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最为翔实的资料,而且也为研究汉传佛教在西域的流播、藏传佛教与回鹘佛教的关系及回鹘佛教对蒙古佛教的影响等,都有着重要的学术资料价值。

  1956年,他找到中国境内最古老的突厥语土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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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写本;佛教;吐鲁番;敦煌;柏林;突厥;学报;文书;译本

  1976 年,他主持开办了我国第一个古代突厥语学习班,编写出第一套古代突厥语教材,是中国 突厥学真正意义上的创始人。

耿世民先生像 陆林汉 绘

杨富学,男,河南邓州市人,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甘肃 兰州 730000)

  1992 年,德国洪堡基金会授予他国际知名学者奖。迄今为止,国内人文科学界尚无第二人问鼎。

  2012年12月18日,从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张定京教授那里传来噩耗,国际著名突厥语文学家、中国哈萨克语言文学专业的创始人耿世民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2月17日深夜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这实在是我国突厥学界和阿尔泰学界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西域、敦煌出土的为数相当丰富的古代回鹘语佛教文献,是古代回鹘佛教研究的第一手也是最为重要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填补了西域佛教史研究的许多空白,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领域。

  2000 年,世界阿尔泰学最高学术机构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PIAC)授予他年度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在阿尔泰、突厥语言学研究上的杰出贡献。同年,他被土耳其语言学研究院选举为名誉院士。

  耿先生是江苏徐州铜山县人,汉族,生于1929年11月28日。中学时代,就读徐州当地的教会学校,在那里打下良好的英语基础;1948年高中毕业后,在上海震旦大学预科读了一年法语。1949年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就读于维吾尔语科,师从李森(1923-1994)先生。李先生在新疆喀什出生,维吾尔语读、写都很流利。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耿先生转入中央民族学院,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在大学求学和任教期间,耿先生主要通过选修和自学,先后学习了俄语、德语、日语、阿塞拜疆语和土耳其语(后两种语言很接近)。还因为参加学校组织的反霸、减租和土改等活动,奉派前往新疆哈萨克族聚居区,得以学习哈萨克语。1956年与哈萨克语班的同学一起参加哈语的方言调查,当年九月在完成调查任务后,进入当时尚无汉族干部进入的布尔津县北端的图瓦人居住地区,准确地判断出这一部分蒙古人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古老的突厥语图瓦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又去甘肃、青海调查,研究了裕固语和撒拉语。除了对上述突厥诸语言的学习研究,在普通语言学理论方面,耿先生同样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在1956-1958年苏联突厥学家捷尼舍夫(E. R. Tenishev)在中国主讲突厥语研究班课程时,耿先生协助承担教学任务,并将著名语言学家伊凡诺夫(Vyacheslav V. Ivanov)的《语言的发生学分类法》从俄文译为中文(载《语言学论文选译》,1958年第五辑)。耿先生对语言学知识和各种突厥语及外语的掌握,用他自己的话说:走的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道路。

西域/敦煌/回鹘文献/佛教

  对此,他淡然处之,从不张扬。他就是新中国第一代民族语文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耿世民先生。现在他已经80高龄,但仍笔耕不辍,活跃在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

  耿先生对上述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现代突厥语钻研甚勤,贡献良多。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对古代鄂尔浑叶尼塞突厥语和回鹘语的考释研究。先生研究古突厥语,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德国古突厥语大家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1901-1993)的名著《古突厥语语法》,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犹如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接着先生又研读了俄苏学者马洛夫(S. Ye. Malov,1880-1957)的《古突厥文献》等著作。从此以后,他利用一切时间,焚膏继晷,刻苦钻研,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登堂入室,成为我国当代古突厥语研究的代表人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域、敦煌出土了为数极为丰富的古代回鹘文文献,其中绝大部分是关于佛教的。这些文献填补了许多历史记载的空白,为古代回鹘佛教、历史、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资料,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回鹘佛教文献的研究是20世纪西域佛教史研究中成果最为辉煌的。在世纪之交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回顾,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几年前的春节,我打电话给享誉中外的敦煌吐鲁番学专家姜伯勤先生拜年。谈兴正浓的姜先生忽然问我:你觉得国内敦煌吐鲁番研究的NO.1是谁?我略加考虑,答之以姜先生。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断喝:Novinbet浩博登陆,!记住,耿世民!他为这个结论注解说:西域研究的最高境界,是要精通古代民族语文,再就是能熟练运用外语和国际同行交流。耿先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古代突厥文专家,又能用德文、法文、英文甚至土耳其文在国际一流学刊上发表文章,我哪里比得上耿先生!

  1976年,耿先生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领导人如赛福鼎先生委托,主持开办了第一个古代突厥-回鹘语专业班,开我国高校古突厥语教学研究事业之先河。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先生曾多次赴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美国、日本、土耳其的著名大学从事研究和讲学,并出席有关突厥学、阿尔泰学、摩尼教、景教和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受到学界的高度赞赏。1989年葛玛丽教授在《中亚学报》(CAJ)第33卷3-4期发表专文,文中将耿先生在维吾尔古代文化研究上取得的成就与日本著名学者羽田亨(1882-1955)相提并论,认为耿世民可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语文学家(philologist),他发表的众多有关中亚突厥历史、古代突厥-回鹘语文献、佛教和摩尼教以及现代突厥语方面的论著,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关于中亚和古代突厥语文的知识。实际上,耿先生不仅是突厥语文学家,也是语言学家(linguist)和历史学家。他研究语言的方法比较类似传统的语文学方法,注意研究与语言有关的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语言本身。1992年,他获得洪堡基金会颁发的世界知名学者奖;2000年,荣获国际阿尔泰学者常设会议(PIAC)金奖,充分说明了国际阿尔泰学界、突厥学界对他学术成就的肯定。

西域、敦煌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大部分都是译作,只有那些佛教头韵诗歌似可视为原始创作。从已释读的序跋来看,汉语、藏语、梵语、吐火罗语、粟特语以及龟兹语都曾为其原始语言使用过。

  2009年4月底,因为制作节目的关系,我拨通了耿先生的电话,听筒里传来耿先生那低沉而略带乡音的声音,我自报家门,直言想请先生谈谈上世纪80年代参与校注《大唐西域记》的情况,耿先生未置可否,只说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家里也有些不方便,这和我事先的预想比较一致。但电话既然通了,向这位闻名已久的学者致敬总是少不了的,我于是说,自己平日里对中外关系史颇有兴趣,耿先生的书但凡能买到的,都会找来看看,可限于水平,领会得很浅。也许是惊讶于这话出自一个记者之口,电话那头的耿先生精神一振,真的吗,你对西域和中亚有兴趣?我随口报出了几本先生的著作和译作,耿先生很高兴,这么说,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啦!不敢,我充其量是一个业余的票友那好,你过来吧!我周二有课,周三下午三点以后可以。中午别来,我要去食堂打饭!

  耿先生一生笔耕不辍,据不完全统计,从1957年至2009年,他独立完成和参与撰写的专著共二十四种、译作七种、校注评介的外文论著两种、教材五种、论文和书评一百八十三篇、译文十二篇,另有新书短评和学界动态、通讯报道等二十六篇。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他集中出版了一系列专题论文集和专著,如《新疆文史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古代维吾尔语文献教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维吾尔与哈萨克语文学论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古代突厥语语法》(与魏萃一合著,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是自选集《西域文史论稿》(收入《欧亚历史文化文库》,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是《汉唐时期的西域古代语文及其对中国文明的贡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81-85页)。

甘肃酒泉发现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是目前所知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回鹘文写本之一。根据写本的题记,该经抄写于清康熙二十六年,抄经地点就是敦煌,这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晚的回鹘文写本。1910年由俄国学者马洛夫发现于酒泉文殊沟,现存圣彼得堡。拉德洛夫(W.Radloff)和马洛夫(S.E.Malov)以印刷体回鹘文字母出版了该《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注:见其所著《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āsa:Sūtra zolotogo bleska)》(=《佛学丛书(Bibliotheca Bud-dhica)》第17种),圣彼得堡,1913~1917年。),其大部分内容又由拉德洛夫译为德语出版。此出版物是以大量的翻译和音标为基础的。该写本散失的2叶后被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发现,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注:百济康义、罗伯恩(K.vinbet浩博登陆 3)《斯德哥尔摩人种学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叶(Zweiverirrte Blatter des uigurischenGoldglanz-Sūtras im Etnografiska Museum,Stockholm)》,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32卷,1982年,第336~347页。)。

  说来惭愧,第一次见到耿先生的书,我是打了退堂鼓的。那是5年前在上海长乐路上的汉学书店,架上放着耿先生的《新疆文史论集》,一本印数只有1000册的论文集。吸引我的是书名,但里面的内容却把我怔住了,大量的碑铭图版和拉丁字母,看得我云里雾里、惊如天书,店老板也许看出了我的胆怯,便对着耿先生的照片连声夸赞,这老先生,那是真有学问!这愈加反衬出我这个门外汉的无知,于是只得识相地将书放回原处,怏怏而去。一本好书就此失之交臂,再度重遇已是三年之后,在出版社的门市部找到了库存的最后一本。书中能看懂的部分,已足以让我吃惊,作者虽然专攻突厥-回鹘语文学,但对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各种古代语言(和田塞语、吐火罗语、梵语等)和古代民族均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在西域历史和考古方面掌握着国际前沿的研究成果,并能结合自己的研究,多有阐发补正。德国著名突厥学家葛玛丽(Von.Gabain)在序言中视作者为足以与世界一流学者比肩的中国同行,诚非谀辞!

  先生不仅是我国突厥学研究的开拓者,同时也恰如德国著名古突厥语学者彼得茨默(Peter Zieme)所称赞的那样,是该领域中国学者和世界各国学者进行学术合作的先行者。自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获得洪堡奖学金后,与德国学者克林凯特(Hans-Joachim Klimkeit,1939-1999)先生建立了密切的协作关系,一同研究重要的中亚佛教文献《弥勒会见记》。该书前几章的德文本出版后,耿先生、克林凯特先生又与劳特(Peter Laut)先生合作,在《古代东方研究》(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上相继发表了六篇论文,另有一些论文在《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Ural-Altaische Jahrbuecher)等刊物上发表;1998年,他们出版了专书《回鹘文佛教启示录研究》。2004年,耿先生和劳特及法国吐火罗语专家皮诺(Georges-Jean Pinault)先生合作,开始进行《弥勒会见记》吐火罗语文本和回鹘语文本的比较研究,并已刊布两篇论文。此外,先生还与克林凯特、劳特和较年轻的德国学者威尔肯(Jens Wilkens)合作,研究其他一些重要的回鹘语文献。在耿先生的众多著作中,除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发表者外,约有三分之一是用德、法、英、日、土耳其等外文在国外刊发的。

德国藏本,自1908年开始即已由缪勒刊布了第一、十六、十七等品中的部分内容(注:缪勒(F.W.K.Müller)《回鹘文献汇编》第1卷。)。1971年,罗伯恩和舒尔茨联合出版特肯整理的《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十品的集注本(注:特肯《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九至十品研究(Die Kapitelüber die Bewubtseinslehre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ūtra)》,威斯巴登,1971年。)。根据柏林的同类文书,茨默论述了第二品中的比喻与序品(注:茨默《金光明最胜王经第二品与序品(O vtoroj glave sutry" Zolotoj blesk")》,载《突厥学研究·阔南诺夫70寿辰纪念专集(Turcologica.Festschriftzum 70.Geburtstag von A.N.Kononov)》,列宁格勒,1976年,第341~347页。)。柏林藏品的全部出版直到最近才由茨默整理完成(注:茨默(Peter Zieme)《金光明最胜王经(Altun Yaruq Sudur)》(=《柏林藏吐鲁番文献》第18种),柏林,1996年。)。

  2005年后,几乎每年能看到耿先生的著作出版:《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古代维吾尔文献教程》、《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修订)》、《新疆历史与文化概论》、《维吾尔与哈萨克语文学论集》、《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这还不包括耿先生翻译的《古代突厥语语法》、《西域文明史概论》、《中亚简史》,以及由他审校的《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这些加起来超过300万字的著译,涵盖了古代突厥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俨然一套学术著作集的规模。虽然其中大部分论文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完成,但即便搜罗、整理出这样一套多领域、多语种的文集,照理也需要一个编委班子,以耿先生的学术地位和年龄而言,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耿先生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去年底在一位亲戚的怂恿下,买了台电脑。在年轻同志的示教下,自己慢慢学会了这玩艺儿的简单操作,这对论文集的完成起了很大作用。论文集中这几十万字的东西都是自己用两个手指头一字一字敲出的(我不会指法,也不会五笔)。好心的同志说,为何不请人代打?我因已退休,无课题费可付请人代打的费用。再说,实际上也没有能做这项转外为汉的打字员。耿先生说的转外为汉,指的是自己用英文、德文在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这些论文虽已为国外学者所知,但因刊载这些文章的外国刊物国内很难找到,所以把它们从外文转成汉文,以飨国内读者。……因为自己年老记忆力不好,加之个人置备的工具书不全(自己有病又不能亲自跑图书馆),所以这一转外为汉的工作并不是件易事。耿先生说的病,指的是他长年患有的糖尿病和失眠症。因为对工作过分专注、疲劳过度,1992年,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强迫症,一个画面、一个念头经常长时间盘桓在脑海里,挥之不去。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是老伴刘学贞搀扶着先生,奇迹般地走出了困境。柴米油盐之外,她还承担着为先生查找、复制书刊资料的工作。耿先生每一本著作的后记中,都会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的老伴刘学贞。

  耿先生勤奋治学,无私奉献。他自律甚严,生活极其简单,晚年罹患重病后,不顾病痛折磨,依然组织了古代突厥语读书班,每周一次,为青年学子讲授古突厥语和回鹘语。上世纪六十年代,为研究中古突厥语,他自学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七十年代,出于研究回鹘文佛教文献需要,又学起了梵语。最近几年,虽已八十高龄,竟仍不懈怠,开始攻读吐火罗语和于阗塞语。先生一生孜孜不倦,只为钻研学问,别无他顾,堪称世世代代后辈学人的楷模。

关于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翻译时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拉德洛夫和马洛夫认为该经译于13~14世纪,同时认为用词与语法又与8~9世纪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之语言相似(注:拉德洛夫(В.В.Радлов)、马洛夫(С.Е.Малов)《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basa“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Тексть уйгурской редакщи)》,圣彼得堡,1913~1917年,第14~15页。)而茨默则认为该经应译于10世纪(注:茨默《关于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О Второй znaве сутры“эолтой блеск”)》,载《突厥学研究(Turcologica)》,列宁格勒,1976年,第341页。)学界多倾向后一说。此经的跋尾明确地告诉我们,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所译。该经以其字迹清晰,部头大且比较完整,而特受学界重视,长期以来成为世界突厥学家们从事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敬爱的耿世民教授德业不朽!

该经以义净译《金光明景胜王经》为底本,但比汉文本多出了张居道因抄写《金光明经》而起死回生和某妇人以诵该经而除病的内容(注:对这两个故事的研究,参见恰合台(S.Cagaray)《〈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两个故事研究(Altun Yaruktan ikiparca)》,安卡拉,1945年;马洛夫《古代突厥文献(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бменности)》,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茨默《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传说(Zu den Legenden im uigurischen Goldglanz-sutra)》,载《突厥学报》第1卷,1977年,第149~156页以及对此文的补正(载《突厥学报》第2卷,1978年,第168~169页)。),系胜光法师由《忏悔灭罪传》(参见敦煌写本P.2099等)译补。此外还多出了《四天王赞》(注:此经之梵文本已无存,回鹘文本较藏文本更为完整。)、《八大圣地制多赞》(注:毛埃、罗伯恩(K.vinbet浩博登陆 4)《古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八大圣地制多赞〉(Ein Caityastotra aus dem alttürkischen Goldglanz-Sūtra)》,载《德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29卷,1979年,第282~320页。)和书末的回向文(注:特肯《功德回向(Buyan evirmek)》,载《阿拉特纪念集(Resid Rahmeti Arat icin)》,安卡拉,1966年,第390~411页。)。

其中的《八大圣地制多赞》,由于没有采用诗体结构,以理度之,应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最有力的证据恐怕就是首页上除了梵文题款外,赫然可见藏文尾跋(当然也有回鹘文标题)。

在东方流传甚广的大乘经典《妙法莲华经》(注:杨富学《〈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43页。)也有十余件写本先后被甄别出来。1911年,拉德洛夫在其所著《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Kuan-si-im Pusar.Eine türkische übersetzung des XXV.Kapitels de Chinsischen Ausgada des Saddharmapundrika)》中研究释读了圣彼得堡收藏的该文献,附有德译及详细的疏证和原文模拟。日本收集品则由羽田亨于1915年进行了研究(注:羽田亨《回鹘文法华经普门品の断片》,载《东洋学报》5卷3号,1915年,第394~407页。)。特肯则研究刊布了梅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院收藏的两件写本(注:特肯《回鹘文文献(Uygurca metinler)》第1卷《观世音菩萨(Kuan si im Pusar)》,埃尔祖鲁姆,1960年。)。另有一件文书,1911年由德国学者缪勒研究刊布(注:缪勒(F.W.K.Müller)《回鹘语文献》第2册,载《普鲁士国家科学院论文》,1910年,第2号,柏林,1911年,第3件文献。)。1980年,毛埃和罗伯恩整理出回鹘文《妙法莲华经》写本中《普贤菩萨劝发品》的两件残片(注:毛埃、罗伯恩《关于〈妙法莲华经〉之古突厥语译本(Zu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des Saddharmapundarika-Sūtra)》,载《中亚杂志》第24卷,1980年,第251~273页。)。后来,茨默在柏林藏品中又发现该经的另外两件残片(注:茨默《两件新回鹘文〈妙法莲华经〉残片(Zwei neuc alttürkische Saddharmapun-darīka-Fragmente)》,载《古代东方研究》第16卷,1989年,第371~376页,图版20。)和5件出自该经的偈颂(注:茨默《〈法华经〉偈颂(Der Essenz sloka des Saddharmapundarīka sūtra)》,载《欧亚研究——罗纳·塔斯教授纪念文集(Varia Eurasiatica.Festschrift für Professor AndrasRona Tas)》,塞格德,1991年,第249~269页。)。这十多件已刊或未刊的残卷中,属《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或单行本《观音经》者有5件,其余则分属它品。百济康义发现邦格和葛玛丽《突厥吐鲁番文书》第5卷(注:邦格、葛玛丽(A.von Gabain)《吐鲁番突厥文献》第5卷,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1931年,第323~356页。)中的B号文书是从《妙法莲华经玄赞》(《大正藏》第1723号)翻译过来的(注:百济康义《〈妙法莲华经玄赞〉回鹘语译本(Uigur Translation of the Miao-fa-lian-hua-jing Xuan-zan)》,《佛教学研究》第36卷,1980年,第49~65页。)。他还辨认出斯德哥尔摩藏品中的一叶残片和68张仅存照片而原件已不知去向的同属《妙法莲华经玄赞》的回鹘文残卷(注:百济康义《妙法莲华经玄赞のウイクル译断片》,载护雅夫《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185~207页。)。

在现存回鹘文写本中,存量最丰富的当属汉僧伪撰的《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大正藏》第2897号)。该经在中国内地的汉传佛教中并不流行,正规的大藏经多未收录,有趣的是,该经却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其抄本、刻本残卷在西域、敦煌诸地都时有发现。在考察这些残片的时候,人们总会发现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当年,邦格、葛玛丽等在研究柏林收藏的写本时,就将其划分为72种不同的版本(注:邦格、葛马丽(A.von Gabain)、热合马提(G.R.Rachmati)《吐鲁番突厥语文献》第6卷,载《普鲁士科学院学报》,1934年,第9页;山田信夫《ウイジクル王国の佛教文化》,《东洋学术研究》18卷1期,1979年,第80~82页(张桐生译载《丝路与佛教文化》,台北:业强出版社,1987年,第139~140页;陈世良译载《新疆社会科学情报》1988年第11期,第7页)。以后又新发现此经写本89种(注:葛玛丽(A.von Gabain)《婆罗迷文文献(Texte in Brāhmīschrift)》,载《吐鲁番突厥语文献》第8卷,柏林,1954年,第71~72页;小田寿典《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新残片(New Fragments of the Buddhist Uigur Textvinbet浩博登陆 5yaruq)》,载《古代东方研究》第10卷,1983年,第125~142页。),如加上北京、伦敦、圣彼得堡及日本各地所收藏的写本、刻本,其种类就已达186种之多。日本学者小田寿典经过细致地研究后认为,该经融摄了波斯的信仰成分。他还认为这诸多写本在年代上可分为三个种类,亦即分属三个阶段。在最初的阶段,波斯拜火教思想非常浓厚。后来的写本则对前面的有所修改,越靠后,修改的地方就越多,波斯信仰也就逐渐被排除(注:小田寿典《トルコ语本八阳经写本の系谱と宗教思想的问题》,载《东方学》第55辑,1978年,第104~118页。)。大凡有回鹘文写本收藏的单位,都可看到此经残卷,其中保存最完好的当属伦敦大英博物院(注:主要研究著作有邦格、葛马丽、热合马提《吐鲁番突厥语文献》第6卷,第1~102页;李盖提《论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Autour duvinbet浩博登陆 6Yaruq)》,载《突厥学研究(Studia Turcica)》,布达佩斯,1971年,第291~319页;小田寿典前揭《トルコ语本八阳经写本の系谱と宗教思想的问题》,第104~118页。)和日本龙谷大学(注:羽田亨《回鹘文の天地八阳神咒经》,载《羽田博士斯史学论文集》下篇,言语·宗教篇,京都,1975年,第64~137页。)的藏品。前者保存466行,后者存留405行。对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的研究,日本学者小田寿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主要致力于日本所藏该经写本的刊布与研究,先后发表的论文有十数篇(注:举其要者有《龙谷大学图书馆藏ウイグル文八阳经の断片拾遗》,载护雅夫《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161~184页;《ウイグル文八阳经‘大谷氏所藏断片’追考》,载《丰桥短期大学研究经要》第1号,1984年,第91~100页;《龙谷大学图书馆藏ウイグル文八阳经の版本断片》,《丰桥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4号,1987年,第25~38页;《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的新残片(New Fragments of the Buddhist Uigur Text S?kiz yükm?kyaruq)》,载《古代东方研究》第10卷,1983年,第125~142页;《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印本残片(Uighur Fragments of the Block-Printed Text S?kiz Torlügin yarumimpi Nom Bitig)》,载《突厥语言与文学杂志(Türk Dili ve Ededbiyati Dergisi)》第24、25卷,1980~1986年号,第325~347页。)。

东京中村不折藏本由庄垣内正弘作了研究(注: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氏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东洋学报》第62卷,1979年,第02~010页。)。北京藏本已由冯家昇刊布(注:冯家昇《刻本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研究—兼论回鹘人对于〈大藏经〉的贡献》,载《考古学报》第9册,1955年,第183~192页。),乌鲁木齐也有所藏,已由维吾尔族学者卡哈尔·巴拉提研究刊布(注:卡哈尔·巴拉提(Kahar Barat)《胜光法师译回鹘文〈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singqo sali tutung Traducteur duvinbet浩博登陆 7Yükmak Yaruq nom)》,载《亚细亚学报》第28卷,1990年,第155~166页。)。

译经之时代,多认为在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后不久,但抄写与刻印的时间跨度较大。如敦煌本,就正字法特点看,似属10~11世纪之遗物。而北京本在第1、2大张所绘“如来说教图”的下面标有“陈宁刊”三字。陈宁其人在元刊《碛砂藏》、《至大重修宣和博物图》、《菩提场庄严陀罗尼经》等处均可见到。据考,陈宁的雕版活动主要在元代中叶(注:张新鹰《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读冯家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载《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第128~130页。)。推而论之,北京藏《八阳经》的刊刻亦应在此时,刻版地点是在杭州。可见此经在回鹘流行的时间不短,反映了回鹘佛教与中原之关系。

《金刚经》在我国有多种译本,相当于玄奘译《大般若经》第九会,回鹘文本可能是9~10世纪间于敦煌译成的。属于此经的回鹘文残卷已知者有10件,1件藏吐鲁番博物馆,为《妙行无住品》(注:多鲁坤·阚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4号,神户,1988年,第79~80页;《柏孜克里克新发现的回鹘文书四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71~74页。)。另1件存美国普林斯顿盖斯特图书馆(注:布里特(J.O.Bullitt)《普林斯顿收藏的敦煌写本残卷(Princeton's Manuscript Fragments From Tunhuang)》,载《盖斯特图书馆馆刊(The Gest Library Journal)》第3卷第1、2合期,1989年,第18页,图7(李吉和、杨富学译载《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第111~116页。)。其余8件均藏于柏林,由哈察与茨默研究刊布(注:哈蔡、茨默《回鹘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卷(Fragmente der uigurschen Version des"Jin'gangjing mit den Gāthās des Meister Fu")》(=《柏林藏吐鲁番文书,附有井之口泰淳所作附录,柏林,1971年。)。在刊布之前,井之口泰淳即依据一些残片的线索,辨认出该译本依据的是敦煌汉文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在每品正文之后都穿插有偈语。该经中的诗句是据汉文翻译的,但议论部分却为回鹘文译者的发挥,此可作为回鹘人创造性思维的一个例证。

即使无残片证明,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回鹘人曾经翻译过般若部文献。但在全面地调查了柏林藏本之后,仅发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部分残片。在尚未出版时,井之口泰淳通过他所找到的线索,很容易地确认前述残卷应为汉地佚名作者所撰伪经《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大正藏》第2732号)的回鹘文译本。其中,每段散文之后都插有偈语。茨默指出,序言中出现的那位“不知名的”志公,其实就是梁武帝所崇奉的高僧宝志(注:茨默《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Editions and Studies of Uigur Texts from Turfan and Dunhuang since 1970)》,载《中亚杂志(Journal of Central Asia)》第6卷1期,1983年,第84页;《突厥佛教称号与术语(Sur quelques Titres et noms des Bouddhistes Turce)》,载《中亚及其周邻(L' Asie Centrale et ese voision,Influences réciproques)》,巴黎,1990年,第133~134页。)。

伪经《父母恩重经》对回鹘人也不无影响。该经之回鹘文译本见藏于中村不折收集品中,由庄垣内正弘发表(注:前揭庄垣内正弘《中村不折旧藏ウイグル语文书断片の研究》,第010~015页。),但他未能查明此经的来源;依据后来新发表的一些残片,茨默认定其肯定与汉文伪经《父母恩重经》有关(注:茨默《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第98页。)。

回鹘文本《阿含经》都是从汉语翻译过来的,最明显的特征是在回鹘文本中不时穿插有汉字,有短语,有词组,有词汇,也有单个的词,尤以文书开首最常见,然后逐字逐句直译。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所藏的16叶残卷由庄垣内正弘先后编订出版(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阿含经〉拔粹佛典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1卷第1期,1980年,第1~22页;《一叶卷轴装回鹘文〈杂阿含经〉断片(On the Roll-typed Fragment of the Uigur Samyuktagamasūtra)》,载《内陆亚细亚研究》第1卷,1981年。)在柏林收藏品中亦有不少《阿含经》写本,计达17件(注:百济康义、茨默《回鹘文〈阿含经〉残卷(Uigurische Agama-Fragmente)》,载《古代东方研究》第10、17卷,1983、1990年,第269~318、130~145页。)。另外,日本奈良天理图书馆(注:百济康义《天理图书馆藏ウイグル语文献》,《ビフリア》第86号,1986年,文献A,第172~177页。)、法国国立图书馆(注: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译〈别译杂阿含经〉断片——'Pelliot ouigour 218'の意味するてと——》,载《佛教学研究》第45·46号,1991年,第99~124页;同氏《伯希和回鹘文写本第218号之重要性(Pelliot ouigour 218:Its Significance)》,载《中亚文书与档案研究(Documents et Archives provenant de 1' Asie Centrale)》,东京,1990年,第167~174页。)、北京图书馆(注:张铁山《敦煌本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卷研究》,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348~355页;《回鹘文〈增壹阿含经〉残卷研究》,载《民族语文》1997年第2期,第28~33页。)、北京大学图书馆(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25页。)及日本京都(注: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文献·〈阿含经〉拔粹佛典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1卷第1期,1980年,第1~22页;《ウイグル文〈中阿含经〉断片四叶につぃて》,载《神户外大论丛》第32卷第1期,1981年,第87~185页;《ウイグル语·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Ⅰ,神户,1982年,第85~185页;Ⅱ,神户,1984年,第1~92页。)等都有收藏。近期,敦煌莫高窟北区第53窟又新发现《杂阿含经》残片1叶(注:张铁山《莫高窟北区B53窟出土回鹘文,〈杂阿含经〉残叶研究》,《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1~106页。)。

回鹘文本《华严经》今存两种译本,一为《四十华严》,一为《八十华严》,前者的回鹘文残卷早在1911年便由拉德洛夫发表,但当时不知其名(注:拉德洛夫(W.Radloff)《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Kuan-si-im Pusar.Eine türkische überetzung des XXV.Kapitels de Chinsischen Ausgada des Saddharmapundrīka)》,圣彼得堡,1911年,第103~109页。),后经研究、辨识,知为《四十华严·普贤行愿品》残叶(注:石滨纯太郎《回鹘文普贤行愿品残卷》,载《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东洋史研究会,1950年,第63~73页。)。1953年,日本学者羽田亨又研究刊布了吉川小一郎于吐鲁番所获的属《四十华严》第33卷的5叶半回鹘文残卷(注:羽田亨《トルコ文华严经断简》,载《关西大学东洋学术研究所论丛.6.石滨先生还历记念论文集》Ⅰ,大阪: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53年,第1~29页,附图1。)。从最后一叶的题跋知,《四十华严》回鹘文译本出自安藏之手。茨默发表了柏林藏木刻本《四十华严》尾部普贤行愿赞的12行跋文,知其刻印于1248年,他还发现柏林所藏吐鲁番写本中尚存有《四十华严》的其他残卷(注:茨默《回鹘文〈华严经〉(Zum uigurischen Samantabhadracaryāpranidhāna)》,载《鲍姆巴奇纪念突厥学论集(Studia Turcologica Memoriae Alexii Bombaci Dicta)》,那不勒斯,1982年,第601~604页。)。

现知《八十华严》的回鹘文写本不多。日本羽田明处藏有9叶残卷照片,但原件不知去向(注:百济康义、小田寿典《ウイグル译八十华严残简》,载《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2集,1983年,第176~205页。)。有幸的是,该译本的回鹘文残卷在国内已发现3张,其中有2张现藏兰州甘肃省博物馆(注:耿世民《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3期,第68~77页;《甘肃省博物馆藏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84~89页。),1张藏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注:耿世民《回鹘文〈八十华严〉残经研究》,载《民族语文》1986年第3期,第59~65页。)。但译者不详,有人认为可能亦为安藏所译,但笔者不以为然。在历史上,由一人译某部经之多种版本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

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敦煌写本Or.8212-121(旧编号为Ch.00288),存文字39行,字体工整,但残损严重。从现存内容看,可能系净土三部经之一《佛说无量寿经》之摘译本,内容与《大正藏》第12册第265页中的一节内容近似。译者不详,属9~11世纪之遗物。1986年,哈密顿博士率先刊布了这一写本(注:哈密顿(J.Hamilton)《9~10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Manuscritsvinbet浩博登陆 8du Ⅸe - Ⅹ e Siecie de Touenhouang)》第1卷,巴黎,1986年,第2号,第21~26页。),依其刊本为据,杨富学、牛汝极亦对其作了译释(注:杨富学、牛汝极《沙州回鹘及其文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9~133页。)。关于该经的另一回鹘文木刻本亦于1980年发现于柏孜柯里克石窟,存3叶,夹写有梵文,说明该经有可能译自梵文(注:多鲁坤·阚白尔、斯拉菲尔·玉素甫《吐鲁番最近出土的几件回鹘文书研究》,载《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Ⅳ,神户,1988年,第80~81页;《柏孜柯里克新发现的回鹘文书四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第74~76页。)。

1912年,橘瑞超刊布了他于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观无量寿经》写本(注:橘瑞超《二乐丛书》第1号,第21~41页。)。不久,羽田亨撰文对其重新进行了研究(注:羽田亨《二乐丛书第一号を读む》,载《艺文》第3卷第10号,1912年,第82~90页。)。后来,百济康义对此写本重新进行了整理,以确凿的证据证实该回鹘文译本是译自汉文(注:百济康义《观无量寿经——ウイグル译断片修订》,载《佛教学研究》第35期,1979年,第33~36页。)。另有两叶写本藏于柏林,经茨默辨识,与橘瑞超所发现的那叶属同一写本,后与百济氏合作发表(注:茨默《一件回鹘文〈观无量寿经〉的新残卷(A New Fragment of the Uigur Guanwuliangshoujing)》,载《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号,京都,1982年,第20~29页;茨默、百济康义《ウイグル语の观无量寿经》,京都:永田文昌堂,1985年。)。1979年,百济康义整理了依汉文《观无量寿经》(《大正藏》第365号)译出的回鹘文本的一件残片。此经尚未发现其他译本(注:百济康义《观无量寿经——ウイグル译断片修订》,载《佛教学研究》第35期,1979年,第3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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